借题发挥

　　顺治十七年初,年仅二十五岁的王士祯中进士，两年之后启程前往扬州任法吏。按理说，王士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但其母孙太夫人担心儿子年少气盛，无法适应官场那一套。

　　其实王士祯自己也有些茫然。原来规定，进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师任职，但从那一年起改成了外放。他觉得到这座刚刚从战乱中复苏的扬州任职，与既定的诗歌理想相去甚远。王士祯此前在济南士林中已有诗名，诗歌才是自己的追求目标，他担心此去就没有办法继续写诗了。

　　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王士祯在扬州五年政绩卓著，诗名大增，官员与诗人这两个角色在他身上转换自如。

　　初到扬州，两件棘手的事摆在他面前：一是弥补扬州积欠朝廷税赋两万多两；二是协助审理海寇进犯长江沿岸的潜谋通乱者。王士祯审慎办案，释放了一批被冤枉和无辜株连的官商，此后这些人慷慨解囊，协助交清扬州积欠税款。王士祯公务繁剧，办事效率极高，也有不胜应酬之慨，有一次他说自己“三四日来应酬判牍之外，听断日至十余件，寝食不遑。”

　　王士祯的诗情并未泯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三年，他在扬州这三年间竟写了三百多首诗，这些诗大多是在办完公事、“吏散人稀”之时，或者出游会友之际写的。诗坛长辈吴伟业描述：“王贻上（王士祯）为扬州法曹，地殷务剧，宾客日进。早起坐堂，目览文书，口决讯报，呼誉之声沸耳，案牍成于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烛赋诗，清言霏霏不绝，坐客见而诧曰：‘王公真天才也！’”

　　“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几乎成了王士祯的生活常态。他仿佛分身有术，得以从繁杂公务与日常琐事中抽身而出，进入自由精神的诗歌王国，从而扮演好官员和好诗人这两种角色。

　　王士祯在官场才华初露，但从内心讲，他的目标不在仕途上，而在写诗著述上。作为一位清朝的官员兼诗人，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对现实有诸多不满，却要千方百计进入统治阶级主流社会，以求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想逃离现实回到诗歌，追求精神的超脱。但他尽力避免与现实正面对抗、直接冲突，也没有消极地退居一隅做个纯粹的隐逸诗人，而是学会如何处理好自己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上的关系，脚踏实地，让心灵重新获得平衡。

　　“平生江海情，萧然但高寄。回首礼白云，何时谢尘累？”（《竹林寺》）王士祯酷爱山水，创作了大量山水诗。寄情于山水常常是他的诗歌主题，也是他的人生主题。王士祯的诗歌“神韵说”正体现了其艺术趣味与处世哲学本质上的一致性。

　　王士祯为官，颇有政声，累官至刑部尚书；作为诗人，他取得了非凡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成就，成为清初诗坛领袖、一代诗宗。我们只有把这两个角色合而为一，才能更真实地还原王士祯其人，更准确地领悟其诗中“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