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文化资源与治理

　　现代化转型的耦合性思考

　　□章锦水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理智慧与当代治理实践的结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浙东学派作为发轫于宋、兴盛于明清的重要思想流派，不仅是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代表，更是中国实学思想的重要一脉。其“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民本务实”等思想内核，与当代以“枫桥经验”“龙山经验”“浦江经验”“后陈经验”等为代表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形成了深刻的契合性。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以浙东学派的文化资源为根基，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性转化，赋能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展开深度思考。

　　历史渊源与治理智慧的耦合

　　浙东学派自宋代永嘉、永康事功之学发轫，经明代王阳明心学发展，至明清之际黄宗羲等学者发展为经史学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派始终强调“经世应务”与“知行合一”，反对空谈性理，主张学术研究必须服务于社会现实。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明确主张学术研究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归宿。这种务实致用的思想传统，与当代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不谋而合。

　　“枫桥经验”作为基层治理的典范，其核心在于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通过群众自治化解矛盾，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一理念与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一脉相承。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批判专制、倡导民权，其“工商皆本”思想更是突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局限，体现了务实的经济观。这种思想与现代基层治理中通过法治、乡情、经济等手段调解社会矛盾的做法形成呼应，如“龙山经验”中通过诉前调解、讼源治理等方式，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龙山经验”强调“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法庭指导”，以法治手段强化源头解纷，把矛盾化解在诉前。这一做法体现了浙东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在“龙山经验”中得到了延续，通过调解程序前置、示范裁决调解等机制实现“纠纷分级调”，是对南宋永康学派“无讼”“少讼”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化。

　　“浦江经验”通过领导下访接访，变被动为主动，实现信访闭环管理。这一做法与浙东学者章学诚主张的“立言期有补于世”一脉相承，体现了治理主体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的转型。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强调“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认为学术研究必须有益于社会治理。这种思想在“浦江经验”中得到了实践，通过领导下访、主动纾困，实现了信访工作的根本性转变。

　　“后陈经验”通过村务监督，规范村级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行为。这一做法体现了浙东学派“民本务实”的思想。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强调治理应以民意为本。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和谐。这些思想在“后陈经验”中得到了体现，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制度化建设，实现村级权力的有效制约和村民自治的深化。

　　浙东学派对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民本思想与基层自治的深化

　　浙东学派的核心精神之一是“民为邦本”。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到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浙东学者始终强调治理应以民意为本。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和谐。黄宗羲则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强调治理必须以民意为依归。这种民本思想与“枫桥经验”中依靠群众化解矛盾、“龙山经验”中三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高度契合。

　　当前，可借鉴浙东学派的民本理念，进一步推动基层自治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例如，可以完善街道议政会、知名人士参事会、村民议事会等基层自治组织，使其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可以利用数字化工具提升群众参与治理的便捷性与广泛性。如“司法公正在线”平台、人大代表督政平台等数字化工具，可以使群众更加便捷地参与治理过程，实现治理的民主化和透明化。

　　此外，浙东学派的民本思想还可以为基层自治提供文化支撑。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强调人的道德自觉，可以通过道德教化提升基层群众的自治能力。黄宗羲的“天下为主”思想则可以为基层自治提供理论依据，使基层群众真正成为治理的主体。

　　经世致用与多元解纷机制的构建

　　浙东学派反对空谈义理，主张学术研究需解决实际问题，倡导“实事实功”。万斯同的《儒林宗派》以图表形式梳理学术史，章学诚革新方志编修方法，均体现了方法论上的创新。这种务实精神可为当代治理提供借鉴。

　　例如，“龙山经验”通过调解程序前置、示范裁决调解，人大代表联络站“解纷+救济”等机制实现“纠纷分级调”，正是对传统“无讼”“少讼”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化。这种多元解纷机制的构建，体现了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精神。通过调解程序前置，将矛盾化解在诉前，既减少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又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

　　“浦江经验”通过数字化平台打通信访闭环，则体现了“规则数字化、数字智能化”的治理创新。这种创新与浙东学派的方法论创新一脉相承。章学诚在方志编修中注重方法的创新，提出了“志属信史”的观点，强调方志编修必须实事求是。这种精神在“浦江经验”中得到了延续，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信访工作的闭环管理，提高了信访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

　　未来，可以进一步借鉴浙东学派的务实精神，构建更加完善的多元解纷机制。例如，可以整合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种解纷资源，形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解纷体系。同时，可以利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解纷的智能化和精准化水平。

　　礼法结合与德治法治的融合

　　浙东学派中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礼学研究强调“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主张礼法并重以规范社会秩序。这与现代治理中“法治为基、德治润心”的理念相通。黄式三在《礼书通故》中详细考证了古代礼制，黄以周则提出了“礼学即理学”的观点，强调礼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

　　这种礼法结合的思想在现代治理中得到了实践。例如，嘉兴南湖学院家风馆、永康西溪家风馆等将礼学文化融入清廉家风建设，通过“礼”的教化功能弥补刚性法律的不足，为基层治理注入文化软实力。家风馆通过展示传统家规家训，开展家风教育活动，提升了基层群众的道德素养，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此外，武义“后陈经验”中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设立，亦是对“权力接受约束、事务全面公开”的礼法精神的实践。村务监督委员会通过对村级事务的监督，确保了村级权力的规范运行，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思想。这种制度设计既强调了法律的刚性约束，又注重了道德的软性教化，实现了德治与法治的融合。

　　未来，可以进一步挖掘浙东学派的礼法思想，推动德治与法治的深度融合。例如，可以将传统礼文化融入现代法治建设，通过道德教化提升法律的遵守程度。同时，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促进，形成刚柔相济的治理格局。

　　文化资源赋能治理转型的路径

　　以“知行合一”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

　　浙东学派强调“实德”与“实功”、“知”与“行”的统一，这与数字化治理中“数据驱动决策”的理念相呼应。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强调知识与行动的统一，认为真知必能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这种思想在数字化治理中得到体现，通过数据驱动决策，实现知识与行动的统一。

　　金华法院通过“智钮”管案平台实现“一屏看全市，一网管全程”，正是将规则数字化与治理实践结合的范例。该平台通过整合全市法院的案件数据，实现了对案件全程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提高了司法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这种做法体现了“知行合一”的思想，通过数据驱动决策，实现了司法工作的精细化和智能化。

　　未来，可进一步挖掘浙东学派“经史合参”的方法论，构建历史案例数据库，辅助矛盾风险预测。浙东学派注重经史研究，强调通过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可以借鉴这种方法论，构建历史案例数据库，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分析，预测当前社会矛盾的风险点，为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同时，可以借鉴黄宗羲“工商皆本”思想，推动数字经济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强调工商业的重要性。在数字化时代，可以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基层治理的智能化水平。例如，可以通过电商平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

　　以“经世应务”完善治理共同体建设

　　浙东学派注重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如陈亮强调“随事著功”投入商业实践，黄宗羲创办甬上证人书院、章学诚参与地方志编修，均体现了学者与社会的深度协作。黄宗羲通过书院教育培养人才，章学诚通过方志编修服务地方治理，都是学术与社会互动的典范。

　　当代可借鉴此模式，推动“高校——政府——社区”联动。例如，舟山市将“两黄”文化编入乡土教材，并建设礼学馆作为研学基地，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治理教育的结合。通过将浙东学派的文化资源融入教育体系，可以提升基层群众的文化素养和治理能力。

　　此外，可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群体参与调解，形成多元主体共治格局。浙东学派强调“经世应务”，注重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可以借鉴这种精神，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形成治理共同体。例如，可以通过乡贤参事会、村民议事会等组织形式，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提升治理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

　　以“批判精神”优化制度设计

　　浙东学派的批判性思维可为制度创新提供思想资源。陈亮对南宋朝庭沉奄、风痹之风的批判，章学诚对伪史学的批判，黄宗羲对专制制度的批判，都体现了浙东学派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可以为现代制度创新提供借鉴。

　　例如，针对司法建议“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有些法院通过“晾晒比拼”机制强化落实，正是对形式主义的反思。这种做法体现了浙东学派的批判精神，通过对现有问题的批判，推动制度的优化和创新。

　　未来需进一步发扬这种批判精神，在基层治理中建立动态评估机制，避免制度空转。可以通过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基层治理制度进行定期评估，发现问题并及时调整。同时，可以通过公众参与，增强评估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确保制度有效运行。

　　结语

　　浙东学派的文化资源并非静态的历史遗产，而是动态的治理智慧库。从“枫桥经验”的群众路线到“浦江经验”的主动服务，从“龙山经验”的法治实践到“两黄”礼学的德治教化，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民本务实”精神始终贯穿其中。这种精神不仅是浙江地域文化的精髓，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深入挖掘浙东学派的文化资源，实现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性转化。通过文化赋能、制度创新、技术支撑三位一体的路径，将浙东学派的思想精髓转化为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为实现“中国之治”提供更具地域特色与文化深度的浙江方案。

　　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浙东学派文化资源的研究和挖掘，推动其与当代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同时，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应用，将浙东学派的治理智慧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实践，提升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有机结合，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