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剃头碰着狸面胡”“剃头怕癞头，癞头怕剃头”

　　永康理发文化从“顶上功夫”说起

　　理发，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旧时永康理发从业人员，多为浙南山区如青田、天台等县的贫苦农民。因为，旧时永康人认为剃头行当低贱，死后连宗谱也入不了，故很少有人问津，更不用说一生以此为业了。而新中国成立后，理发不再是低人一等的行业，理发师成了人们尊重的劳动者，理发业也得到长足发展。理发业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进步。

　　□林锦泉

　　旧时永康理发从业者多为外地人

　　“虽然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这是旧时剃头铺的一副对联。相传，民国初年，摆在永康县衙前的剃头担主人赖永正，一次被县太爷召去为其修面刮胡。事毕，有位官员揶揄他“雕虫小技，敢献县衙”，赖永正即以上联应对，自信而又自豪。

　　被称为“顶上功夫”的理发业，俗称剃头。早在3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注意剪发和梳理了。《诗经》载：“予发曲局，薄言归沫。”意思是说，当你的头发曲散蓬乱时，快去把它梳洗一下。汉代就有了专门的理发师。理发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文献中，朱熹在注疏《诗·周颂·良耒吕》中“其比如栉”一句时说：“栉，理发器也。”后来，人们还将吕洞宾奉为理发业祖师，千百年来设坛祭祀崇拜，形成民间风俗。

　　旧时永康理发从业人员，多为浙南山区如青田、天台等县的贫苦农民。因为，旧时永康人认为剃头行当低贱，死后连宗谱也入不了，故很少有人问津，更不用说一生以此为业了。

　　抗战期间省政府迁永康，促进理发业发展

　　《永康县志》载：“民国初，城关镇有理发店5家。农村一般由剃头匠承包，定期上门服务，大约每月一次。剃头费以稻谷折算，半年或全年计算一次，人均年付稻谷四五公斤不等。”在县城的理发店则规定：伙计和半作的理发收入与老板四六分账，也有五五分账，学徒一般无工资。他们均由老板供给膳宿。当时最负盛名的是赖永正设在溪下街南门的一间剃头店，设备比较简陋，只有一条木制发椅，一个脸盆架和一只脸盆。

　　1938年省政府迁到永康。头脑活络的赖永正不失时机在上街东街巷口开设一爿较为高档的“孔雀理发店”，内有铁盘转椅、全身镜、烫发器……顾客盈门，生意十分兴隆。除此以外，民国时期县城主要理发店还有沈陈廷开在西街巷口的“孔雀”理发店；赖士标设在大司巷口的“民生”理发店；朱文槛在太平巷口的“好友”理发店；周洪东在公信茂的“周记”理发店；章凤山在城隍殿前的“章晋泰”理发店；潘献秋在东街巷口的“新时代”理发店。1928年，赖士标妻子王彩香率先冲破世俗偏见，随夫学习理发，成为全县第一位女子理发师傅。其举动开始受人鄙视，认为女人理发“晦气”，后渐渐为人们所接受。1943年2月，永康县成立了理发业工会。1949年5月8日，永康解放，为引导个体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理发工会重新成立，有会员46人。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单位和学校设有理发室

　　新中国成立后，理发不再是低人一等的行业，理发师成了人们尊重的劳动者。永康城关镇理发店发展到14家。每逢集市，万泰巷还摆有从乡下进城的剃头担10余副。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理发业整合成立永康县理发社，分别在上街和县前巷口设两个门市部。此后几经分合，1983年城关镇有理发馆3家，个体理发店30余家（摊）。各式吹风、染发、焗油、烫发等服务项目一应俱全，新型发式竞相迭出。乡镇农村的个体理发匠则更多。县属机关、重点厂矿和学校多设有窗明几净的理发室。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临街理发店、美容院比比皆是，而且它们装潢考究，门面大气，内设豪华。理发师有等级资格，个个服饰整齐，有的身手了得，发型设计新颖，服务比较周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理发业的不断发展，也催生了民间丰富多彩的理发文化。聪明的永康人围绕理发产业，创造了许多通俗、生动的语言。其言简意赅、爱憎分明及富含哲理，尽管有些内容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如永康谚语：“新学剃头，碰着狸面胡”“理发理发，一理便发”“剃头剃头，剃过勿愁”“心闲长头发，手闲长指甲”“砂糖口嘴剃刀心，刀刀割你布袋坤”“剃头怕癞头，癞头怕剃头”等等。又如永康歇后语：“水浇和尚头——灌不进去”“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头头碰岩塔，脚脚踏棘窝——晦气”“头发纺绳——不合股”“剃刀不争后思墈——善始善终”“理发店关门——不理”“剃刀刮面毛——不除根”等等。

　　进入21世纪，市民追求文明时尚的生活，今日的理发馆已非昔日行担可以比拟的了。高档理发店不仅提供洗、剪、吹等传统理发业务，还提供美容、按摩等相关服务。理发业的变迁，折射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