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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立法观念中，主张有损害才有赔偿，是填平损害原则，即有一赔一，有二赔二。但是，所谓损害应当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对消费者个人的损害，二是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三是对社会经济秩序的损害。相比个人的损失，后两方面的损害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付出的社会成本更高。欺诈危害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其后果不应以简单的个案衡量，应当加重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为此，我国借鉴英美法系的相关制度，在1994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创造性地将惩罚性赔偿规定在该法第49条之中。《消法》颁布二十年来，这一最为闪光的条款对于唤起消费者维权意识、遏制欺诈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惩罚性赔偿理念的确立也经历了不少曲折。1995年和1996年，中消协关注社会上对“王海现象”的不同看法，两次召开“制止欺诈行为，落实加倍赔偿”座谈会，加深了各界对《消法》第49条的理解。自1997年开始，中消协每年推出一个年主题，集中开展消费维权工作，其中首个年主题就是“讲诚信、反欺诈”，再次扩大了对《消法》第49条的宣传。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领域日益拓展，关于第49条的适用也在进一步探讨。2006年，四川成都汽车消费诉讼案件中，消费者一审二审败诉，当地法院以汽车消费是奢侈消费，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称的生活消费范畴，不应适用《消法》予以调整为由，驳回消费者提起的加倍赔偿诉讼请求。该判决做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汽车等大宗商品消费是否应受《消法》调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高度重视，并发表观点：“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汽车属于《消法》调整范围”。此案引起学术界极大重视，中国法学会消法研究会与中消协联合召开3·15案例评析会，邀请法学专家专门就此进行分析，肯定了另一起汽车消费诉讼中，四川省达州中院适用“加倍赔偿”判汽车经营企业加倍赔偿的案例。后来，四川省高院为此撰写了省内判例指导意见，明确《消法》第49条适用问题。

　　惩罚性赔偿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激励消费者的主动维权意愿，更大程度保护消费者集体利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为此，新《消法》在原有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了新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