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点，要把“意境”炼“实”。

　　所谓“实”，就是“具体”、“实在”，就是不虚泛，不空蒙，不模棱两可，不雾里看花，不抽而象之、大而化之，而是无论表“意”还是表“境”，都有个实实在在的着落处，让人能看得见、听得到、闻得着、摸得着。有人认为，“境”可以具体，实在，但“意”是相对抽象的，不太容易做到。其实不然。“意”也是可以具体应该具体的。譬如“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等等，我认为这些句子在各自的诗中，主要的或侧重的，都是表意的。但它们都是既具体又实在的，一点儿虚泛、空蒙、模棱、抽象都没有。这些“经典中的经典”，无疑是值得效法的。而实际上，从读者的角度，我们也肯定已从自己以往的阅读中体会到，只有这样的“实”，才能给我们以具体的有实感的“共享”。否则，隔靴搔痒，必不知所如。因此，不管表“意”还是表“境”，我觉得都应该把它表明白，表具体，表“实”，不能模糊，也不能空悬。

　　那么，怎样的算是虚泛空蒙的，而怎样的才是具体实在的呢？我的看法是，比如，我们写楼阁，你说“鳞次栉比”，“美轮美奂”，就空蒙，就虚泛；但你说“闹花深处层楼”，“小楼昨夜又东风”，“无言独上西楼”，“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就具体，就实在。又如，我们写花草，你说“繁花似锦”，“花团锦簇”，就虚泛，就空蒙，但如果说“花自飘零水自流”，“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碧云天，黄叶地”，“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就具体，就实在。比如，我们写人物，你说“足智多谋”，“雍容华贵”，就空蒙，就虚泛，但如果说“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有作樯橹）灰飞烟灭”，“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人，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刬袜步香階，手提金缕鞋”，就具体，就实在。又比如，我们写情感，你如果说“悲痛万分”，“日思夜想”，就空蒙，就虚泛，但如果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军白发征夫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具体，就实在。诸如此类。因此，我觉得我们平时写诗，有些成语，在有些位置上，最好不要拿来便用。要是用得太空泛，一首诗就那么几句，就那么几十个字，一个构建形象的机会浪费了，整首诗的意境就有可能受到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实”，可绝对不是生活真实的“实”。如果过于强调生活就这样，原来就这样，我这诗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样，过于具体实在地拘泥于生活真实里，那就将诗不成诗。我们不妨看看苏东坡的这阕《蝶恋花》。它的后半阕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杳（有作悄）。多情却被无情恼。”我们看，就这样四句，看得见么？听得到么？闻得着么？摸得着么？一点不错，真的好像都可以看得见，听得到，闻得着，摸得着。但是，我们千万不可被这个看似简单、平常的外象所蒙骗，以为苏东坡就是实实在在地在记这么一次并未真正遇上的“艳遇”。实际上他是在经过反复提炼，经过极深层次的艺术加工之后，才写得这样自然，让人看不出一丝加工痕迹的。假如生活的真实或者比较合理的人之常情是这样：多情的“行人”路过墙外，突然被墙内佳人荡秋千的笑闹声所吸引，就忍不住扒到墙头上去看看，结果呢，把正在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的几位佳人吓跑了。于是，行人也只好有点失落，有点懊恼，或有点傻头傻脑地走开了。我们如果认为这才是真实，这才是真相，并认为这才是人之常情，要写就应该照实这样写，那么，这样写出来的结果将会是怎样呢？我们也不妨权当玩笑把它改一改试试：“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扒上墙头眺。墙里佳人吓跑了。行人直叹真可恼。”看，这还是诗么？还有点诗的味道么？或者，还有那种趣味无穷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共享空间么？所以，两个“实”是无论如何不可混淆的。

　　还想说一点，就是有些人一味地强调“自我”的真实和“个体”的真实，而不屑于或不善于与别人也即读者建立“情感共享空间”。“不善于”另当别论，可“不屑于”，也即一味地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我认为并不可取。李煜的“亡国词”之所以能成为不朽，我觉得就在于他不但勇于而且善于把极为“自我”和极为“个体”的真情实感，转化或升华或提炼成为具有“广普性”的“大众情感”，从而与别人建立起了广阔的“情感共享空间”。没有这一点，也就不可能有词中圣手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