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是一个贫困的孩子，解放前因生活窘迫，仅进了一年半学堂。1949年参加解放军，在部队要军训、剿匪、打仗，很少有空闲时间，但我在那紧张的环境下，总是书不离身。由于书读得多，文化水平的提高，1951年华东海军学校来我部招生，我一考即中。结业后分配在海军舟山基地“南昌”号军舰任航海士。

　　在军舰上,除了护航、作战，就是学习。当时全军正掀起学校高玉宝热潮，于是更激励我向往读书。书读多了，便极自然地会去执笔写文，从1952至1954年，我陆续写了十多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后发往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料想不到的是，给我出了一本名为《我和我的小黄牛》的单行本，在全国发行，还获得一笔丰厚的稿费。

　　1955年，我复员回农村，很快被民政局挑选去杭州劳改单位工作，可倒霉的是，在1962年因一桩冤案被贬回乡任地球修理工。那时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一收工又要抢时间钻自留地，生活也苦不堪言，但在那样的处境下，我利用田间劳动片刻休息之余以及上山放牛之际也是手捧书本，晚上熄灯前更是我读书的黄金时间。总之，见缝插针，凡书都读。此时，一些人见我如此痴迷，便讥讽说：“你这个书呆子，书不能当饭吃，反正是‘田乌龟’了，锄头柄握握紧点是真的，读书有何用！”每当此，我只是付之一笑，不作申辩，坚信“读书有花头”。

　　一声春雷，1978年，我的冤案获平反，回到了单位工作。起初，原分配在乡下小单位，当领导获悉我是爱读书会涂涂写写之人，便把我调回县卫生局。由于书读得多，积累了一些知识，各方面都有较厚实的基础，1985年离休后，我仍被各单位聘请编写《卫生志》、《土地志》、《古丽镇志》、《商业志》、《军事志》、《妇保志》、《电力志》等志书。眼下我已是耄耋之年，仍有些单位前来聘请。当然，盛情之下，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还是乐意为之。

　　更有趣的是，在农村时，我已30多岁，还是夜伴孤灯，光棍一条，这时有一好心人为我牵线，说是城内有一工人之女二十岁，中学毕业在家，问我是否去相见一下，经她介绍，我便先写她一信，可能是语句打动了她的心，料想不到的是，竟一箭射中，愿与我结为秦晋。

　　上述成绩的获得皆得益于读书。

　　从我自己的经历说明，一个人在任何不得志的情况下，还是应惜时如金，抓紧点滴时间读书。当然，有些书读了，一时派不上用场，也无用武之地，但需知，任何知识藏在肚里，一是不会腐烂，二是别人盗不走，一遇到适当的气候雨露土壤是会发芽结果的。因此奉劝无适当工作的人们，切莫怨天尤人，悲观失望。只要与书为伴，博览群书，机遇一来，黄金屋、颜如玉自会突然而至。

　　读书不会“读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