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飘香

　　□黄田

　　红薯，生吃爽脆如萝卜，熟食甘甜似蜜糖。每次路过街边的烤红薯摊，就会情不自禁地让我想起那个“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年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种植的水稻，即使精耕细作，亩产也不高。饭碗虽紧握在手里，肚子却难以填饱。幸运的是，我家种了不少红薯。煮饭时，母亲总会拿起几个红薯放进锅里，让一家人勉强果腹。

　　姐姐是村里最勤快的人。集体散工后，别人回家煮饭炒菜做家务，而她扛起锄头，披着落日的余晖，悄悄地去屋后山边溪畔开垦荒地，种上红薯。

　　红薯一生随和，只要栽种时撒些猪牛粪，平时拔拔草，就能默默生长，结出甜甜的果实。

　　红薯的产量极高。有报道称，浙江义乌有个农民曾经种出一株“红薯王”，重达162公斤。

　　栽种红薯是门学问。母亲每年都会精选大小适中、形状规整的红薯，用箩筐装好挂在灶屋梁上。来年清明，取下箩筐，将发芽的红薯小心翼翼地移栽到地里。

　　扦插红薯更要讲究。母亲特意选阴天，将红薯藤割回家，我们全家人围坐堂屋，将每根藤剪成五六寸长。扦插时，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要让泥土刚好盖住一两个节。

　　秋收时节最是难忘。我拿着镰刀，小心地割开铺满地面像毛毯似的红薯藤。挖红薯更要技巧——锄头要离红薯稍远点，顺着薯果撑开的裂缝下锄，不然，就可能挖破红薯。

　　收获的红薯堆满堂屋，连走路都要侧着身子。母亲看着这堆“金元宝”，又喜又愁。喜的是今年不会饿肚子了，愁的是这么多红薯如何储存。

　　冬天的夜晚最温暖。屋外雪花纷飞，滴水成冰；屋内，全家人围炉而坐，一边烤火，一边聊天。这时，母亲不声不响地从房里拿出几个红薯，丢进火土灰里焖烤。她说，刚挖回的红薯是嘣脆的，像吃苹果一样；霜打过后，在家里放一放就很甜。所以，我们最喜欢在冬天烤红薯、煮红薯。

　　大约一支烟的功夫，我就闻到烤红薯的香气了——这是快熟了的信号。我用铁夹给红薯翻个身，让它熟得更均匀点。说着说着，红薯就烤熟了。我顾不得烫手，一边吹气一边撕开烧焦的外皮，金黄的薯肉顿时冒出乳白色的热气和香气，直往鼻子里钻。轻轻咬一口，满嘴都是蜜汁。那醇厚的甜味里，夹杂着泥土的气息和炭火的烟味，从舌尖一直抵达心底，至今记忆犹新。

　　最有趣的是，在吃红薯时，当过老师的父亲，还要我们猜谜语。他笑眯眯地说：“紫色藤子地上爬，藤上伸出绿叶花，地下长着红瓜瓜……谜底是什么？哪个最快说出来就奖励两块纸包糖。”弟弟眉头一皱，两手一拍，自信地说：“是红薯！”父亲点点头，赶紧从裤袋里搜出两块皱巴巴的糖递给弟弟。弟弟接过糖，高兴得眉开眼笑。

　　近日，我和妻子漫步街头，从商贩摊子前买一个热乎乎的烤红薯，那熟悉的香甜气息，瞬间将我拽回那个红薯飘香的老家灶屋，拽回母亲躬身拨弄火灰的身影旁，拽回那个靠它度过饥荒的艰苦年代。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红薯已经从过去救命的“金元宝”变成了现在的“小零食”，但埋藏在我心底的，那份关于泥土、成长和温暖的记忆，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