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壮送画

　　（上接11月1日4版）

　　年刊、进修班和函授班

　　1981年，沈柔坚和杨可扬找我谈话，说上海要办美术年刊，说了一通办刊的意义。最后说让我来负责年刊，要我以后所有美术活动都要参与，所有展览都要去看，多往基层、农村、工厂去跑跑，搜集更多资讯……后来，我就编辑美术年刊。

　　美协创刊的《上海美术年刊》，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6K，每辑记录一年来上海美术活动方面的大事。办年刊，我牵头，施选青、朱国荣也参与编辑。可惜，年刊后来没有延续下去，从1981年至1984年共出版了四期。现在翻看，发现具有很强的美术史价值，沪上美术大事，里面记录详尽，留史存证，很有必要。

　　和年刊并行的是美术进修班。高考恢复后，一些人可以通过升学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但高考的吸纳能力有限，即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更多的人没有机会。那些对美术有爱好，有能力的人，分散在社会上，都渴望有进修机会，能得到专业人士的指点，进而提高美术专业水平。

　　1983年，美协开办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国画创作进修班”，地点就在凤阳路一所小学里，按计划开设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个画种，从师资和场地考虑，准备招生150人。

　　结果出乎意料，第一期就招了200多人。这种进修班，以前没有，现在有了，一时声名大噪，报名者络绎不绝。最多时山水画同时开设三个班，花鸟和人物各开两个班。

　　进修班的场地是租借的，老师是聘请的，人物画老师有张桂铭、梁洪涛等人。我是总负责，兼教山水画。后来，班开多了，师资不够。又聘请华东师大教师苏春生和黄浦区少年宫美术辅导老师罗步臻来教山水，金正惠、钱行健、应鹤光教花鸟。

　　沈柔坚很支持这项工作。开学时，他来讲过话。1984年、1985年又办了两年，三年学员达五百多人次。当年的进修班，为上海业余美术界，培养了一批人才，后来有的人就此走上专业之路。现任美协的常务理事里，就有进修班培养出来的。

　　进修班影响大，后来我们这些老师到外面去，经常会遇到当年教过的学生。甚至我没直接教过的，也会因为使用过我的一本教材而认识我。那本教材收录有十六张画，请朱屺瞻先生题名，自费出版。

　　与此同时，美协还参与美术函授班的教学和辅导，与新民晚报读者服务公司联合举办。

　　当时，新民晚报发行量高达一二百万份，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影响很大。因为是函授，信函来往，不受时空制约，学员的年龄从弱冠到耄耋，地域从南国到北疆，铺天盖地。后来一统计，有3635名之多，几乎覆盖各省份，包括西藏等边疆地区。全国都知道上海有个高质量的美术函授班。

　　函授就是信件来往，我们收信，批改，回信，来来回回，信件堆积有一房间之多。为此，美协的力量已经不足，经常拉人帮忙。还请了张乐平、朱屺瞻、方增先等人来做艺术顾问。

　　美术函授班设有素描班、漫画班、国画班，国画班又分山水、花鸟、人物，还有水彩、水粉、油画等班。为期一年的教学中，每位学员共收到10万多字的讲义。成绩合格者都拿到了结业证书。

　　西北纪行

　　1979年初春，由中国画院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写生活动。

　　当时画院刚刚恢复，画家都兴高采烈，唐云、朱屺瞻、应野平、沈迈士、郑慕康、郁文华、吴玉梅、叶露渊等，包括我和陈秋草，一共去了30多人。

　　先到苏州，再到甪直，还去了东山和西山。我印象深刻的是邓尉山的梅花，的确很美。那次出行没有任何创作任务，大家很轻松，难得的一次写生活动。回来后不久，政策变动，画家们又开始有稿费了，物质生活逐渐得到改善。这次写生是一个标志，标志画院的创作工作开始重回正轨。

　　美协开始组织采风写生是在3年后，1980年10月，秋高气爽，美协组织了恢复以来的第一次写生活动。各个画种都有画家参加，国画组有我、张迪平、邱陶峰，油画组张隆基，漫画组徐克仁，年画组陈菊仙，雕塑组吴镜初，版画组范一辛、张楚良。

　　这次去的地方很多，我们称为“西北行”。

　　先到西安，大家想去看的地方，都是一致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大雁塔、小雁塔……看不完的建筑、壁画、雕塑和书法。在碑林，我看到一件事，颇有印象。碑林里集中着汉、魏、隋唐、宋、元、明、清的2000多件碑刻珍品，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人赞叹不已。当时和我们同在庭院中欣赏的，还有来自日本的艺术家们，他们崇拜中华文化，一些人恭敬地伏倒碑前，顶礼膜拜，口中念念有词。我听翻译转述，有个日本人说自己学了一辈子书法，今天总算找到了祖宗。

　　就我自己来说，开始练习书法是从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帖》入门的，后又习过王羲之的《圣教序》，这次能看到原碑文，感到非常亲切。

　　之后，我们坐36座的小飞机去延安。当时，很多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即使是小飞机也让人很激动、很新鲜。

　　和西安的古老历史相比，延安到处是革命胜迹。我们参观了中共七大会址、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宝塔山，看延河、逛老街。去延安前，大家有心理准备，觉得生活会比较艰苦。到了之后，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身上的新衣服和脸上的笑容，热闹的街市，物资供应丰富，物价便宜，苹果两毛钱一斤……这是我的见闻。20世纪80年代初，延安生活早已不再是周总理回去时的情景，面貌发生极大改观。

　　在延安待了三四天，我们乘汽车返程。车在黄土高原上开过，翻山越岭，时隐时现。同是高原，这里景色苍茫、视野广袤、沟壑纵横，与青藏高原截然不同，两者各显其美。

　　回到西安，见到了贺天健的学生苗重安，上海支援西部，他调来西安工作。邱陶峰也是贺天健的学生，他们是师兄弟。苗与我们也熟，大家见面很高兴。他介绍了西安美术界的一些情况。

　　之后，大家分别去往不同方向。张楚良去重庆；我和范一辛、邱陶峰、徐克仁四人去华山；吴镜初和张迪平去洛阳。后来，邱陶峰下华山后，和我们分手，也赶去洛阳与其他两个人会合。华山背靠秦岭，面临黄河，气势极为壮观，我们饱览了华山绝顶的绮丽风光。

　　返沪途中，我顺道去山西芮城的永乐宫（又名大纯阳万寿宫）欣赏元代壁画。它不仅是我国宗教绘画史上的重要杰作，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是罕见的巨制。

　　我对永乐宫壁画已经神往许久，以前看前辈的各种临摹，觉得画面飘然若仙境，真是妙笔生花，美不胜收。而且，我有亲切之感，大学上临摹课，我们曾经临过永乐宫壁画。待亲眼看见真迹，果不其然，美轮美奂。我在壁画前站了很久，感觉真是栩栩如生，单是人物表情，就气象万千，有的倾听、有的顾盼、有的深思……引人遐思。这一趟芮城县来得真值，一直到现在都有印象。

　　回到上海后，其他同志也陆续回来，大家都有收获。美协恢复后组织的第一次采风活动很成功。

　　回来后要写报告，写生团队中有美协的、画院的、油雕院的、人美社的、报社的，覆盖面很广，体会的角度也不同，最后汇总成一份总的报告。后来，我还写了一篇《西北行》。这次出行象征美协工作恢复，开始抓创作了。

　　“西北行”之后，我和梁洪涛又去了雁荡山。

　　我们从温州过去。雁荡号称海上名山，以夜月和瀑布著名。记得潘天寿画过小龙湫，意象优美，所以特别期待。但我们看到的雁荡山显得荒凉，小龙湫和潘的画面差异较大。

　　接着去看大龙湫，我以为大小龙湫距离不远，没想到要翻山越岭。我们步行，随身背着行李，还有画具，烈日当头，不胜艰辛。路上饿了，在农民家吃饭，吃当地的粉面，味道还不错。

　　从大龙湫回来，住进了一家“高级”招待所。规划回程的路径，想起不妨去舟山看看，舟山离雁荡不远。大学五年级，全班去舟山毕业创作，我回了金华，错过机会，现在正是弥补的时机。此时，我已开始画山水，我们在那里画了不少写生作品，回来后陆续发表，一些作品还被我收进自己的画册。

　　张大壮送画

　　20世纪80年代末，电视开始逐渐普及。那段时间，我们拍摄了反映上海画家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电视片，公开在电视台播出，这在全国是首创。如今看来，更觉得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点子是龚学平想出来的，他喜欢书画，爱人张雷平也是著名画家。因为在上海电视台工作的缘故，龚学平想借助电视媒体弘扬上海文化，把海派画家宣传出去。我一听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颖，自然很赞同。

　　龚学平首先提名沈柔坚，知道我与沈关系密切，让我写沈柔坚的脚本。电视台也安排了人员进行拍摄工作。

　　拍摄中涉及一段沈柔坚的苏州经历，创作团队便到苏州取景。离开上海到了江苏境内，要用全国粮票，没想到大家兴冲冲到那里，都没带全国粮票，幸好我带了，拿出来一起分享。回来不久，粮票就废除了。那是我有关粮票的最后记忆。我们在苏州拍完，回到上海补拍沈柔坚创作和工作的画面。第一个画家拍摄成功后，我们准备按照套路往下拍。

　　接着拍张大壮先生。张大壮是章太炎先生的外甥，现代四大花鸟画家之一。张先生是杭州人，没有子女。年轻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美工，大收藏家庞济元看见他忠厚老实，又喜欢画画，邀他为“虚斋”整理书画，张得以饱览上至宋元、下迄明清的无数名家真迹。

　　从风格看，张大壮的花鸟画宗法恽南田、华新罗等，但又能脱胎而自成一家。据说，他经常去菜场观察体验，因此总是显得秀雅清俊，而又清新明丽，我是很喜欢的。

　　那次，我们登门去他家，他正生病，爱人也身体欠佳，家里氛围颇为凄凉。约20平方米的房间，两张床齐头排列，夫妻俩各睡一张，中间拉根铅丝，用于互相传递东西，用手一拉，东西就滑过去了。他们手边还有个杆子，有情况可以敲敲警醒。床后面有个门，大概通向卫生间。

　　那次，龚学平、电视台负责拍摄的祁鸣和我三个人同去。张先生看见我们来，很高兴，但因身体虚弱，说：“我现在身体不好，等过了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拍。”

　　我们看到这个情况，说没关系，过段时间再来，安慰他一番后告辞。

　　临走时，张先生挣扎着从床上下来，对祁鸣说：“柜子上面有张小画，你帮我拿下来。”祁鸣个子高，打开上面的柜子，取出一张画，是一幅册页。此时，他已经封笔很久，这张画估计也是以前留存的。桌上只有一方砚台，老先生添水磨墨，拿出一支笔，在画上补题“振郎同志留念”。我看着他不停颤抖的手，感觉非常难过。

　　题完字，张先生说：“振郎同志对我们这些老画家很好，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从未提过要画，我只有这一张画了，给他留个纪念！”在场的人听了都很感动。

　　这是我第三次去张家。之前他患病的时候，我去看望过他。他懂中医，准备煎的药材，都用嘴咬一下，说：“现在假的多，我咬一下就知道真假。”我因为小时候跟随郎中出诊，对中医中药也有了解，看见张先生的举动也很佩服。

　　过了年，脚本写到一半，传来张先生病逝的消息。我很悲痛。我常想起他说的“春暖花开时再拍”的话，可是春暖花开了，他却走了。他过世时77岁，我记得他的两个耳朵很大。据说耳朵大的人长寿，怎么在他身上不灵呢？

　　张大壮过世后，我在北京的《中国画》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怀念他的文章，两个整版，是我真情的流露。迄今，我还经常想起他。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

　　1978年，为拍摄纪录片《张大壮》，胡振郎去探望病重的张大壮时，张赠送的小品《虾》。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