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协重建

　　（上接10月23日4版）

　　美协副主席就有九位

　　1974年国庆前，我从拉萨回到上海，本以为自己由中国画院派出去，理所当然回到画院，没想到却被安排去了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简称“美创办”。美创办原来叫上海美术作品展览会筹备组，负责全市美术创作的组织和展览，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之更名。更名前，筹备组还组织了一个内部画展，展出林风眠、刘海粟、唐云、程十发等画家的180多幅作品。

　　美创办是新成立的机构，市革命委员会很重视，调人进去，要他们同意。和我一起到美创办的，还有陈秋草等人，我们在黄陂北路226号办公，那里是上海美术展览馆的分馆。以前，我和陈秋草是美协的同事，他做展览部主任，我在会员工作部。现在，美协没了，美创办是临时机构，成员东拉一个，西扯一个，调我过去，因为知道我熟悉上海画界情况，对举办展览有经验。

　　不久，市总工会的吴林生被派来美创办做主任，上海人美社的陈强当副主任。两个领导都不错，也懂业务。美创办成立后，马上开始工作，实际是代行美协的职能，组织美术作品、筹划展览、辅导工人业余创作，都是以前美协的事儿，也都是我轻车熟路的活。

　　除了两位主任，美创办的工作人员很多是以前美协的人。此时，工宣队也没了声音，不再当道执政。大家以前在美协做啥，现在还做啥，彼此都认识，抬头就能看到昔日同事，只是换了个单位名称。

　　1975年又在混乱中度过去了，其间美创办也搞了几次展览，引不起大家兴趣，应付而已。我常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回到了以前的美协。其实，人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绝大部分人由最初的狂热，到迷茫，逐渐回归正常，渴望正常。时间久了，哪怕最初被蒙蔽的人都感觉出来，太多行为不符合正常逻辑。

　　1976年10月，全国一片欢腾。11月，工宣队撤走，大家知道一切将正常起来，回复到社会运转的正常轨道中。

　　我们在美创办工作，朝九晚五，看似平静，其实内心知道，大调整已经开始，马上就会轮到美术系统，大家都在等待，等待北京，要看中国美协怎么办，我们的名头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当时，不止美术领域，各界都在看北京，看中央的态势和风向。

　　1978年5月，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撤销，吴林生、陈强调走，美术家协会开始恢复活动。美创办撤销到美协改选期间，吕蒙和蔡振华回来主持工作，上级宣布他们是召集人。实际上已经是美协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式，只是缺少一个正式的程序。

　　1980年8月27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在上海文艺会堂开幕，距上一次会员大会，已经整整过去了18个年头。唐云主持会议，他是第二届常务理事。沈柔坚作工作报告，蔡振华作会务报告。台上台下，都是熟悉的面孔。重要的是，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我也入选。一团散沙的美协重新汇聚起来。

　　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投票的统计单。大家推举林风眠先生为主席，林先生早在1977年已经去了香港，并没有回来参会，但与会者还是将票投给了他。副主席沈柔坚、王个簃、张乐平、颜文樑、刘海粟、唐云、关良、谢稚柳、吕蒙。蔡振华任秘书长，陈秋草、张充仁任副秘书长。

　　这一届美协副主席就有9位，人数之多史无前例。比起美协的名家济济、人丁兴旺，书法家协会的力量稍显单薄。当时，百废待兴，各界都需要振兴和充实。当时，组织上考虑过将谢稚柳安排到书法家协会当主席，认为不失为一种好选择，而且谢先生书法好，懂鉴定，地位也高，适合这个位置。后来，不知为啥，谢先生还是留在了美协。

　　谢先生在美协，我便有很多接触的机会。外界传闻谢先生恃才傲物，不好打交道。我接触几次下来，发现并非如此。他只是对不喜欢、不投缘的人比较轻慢。

　　金山农民画

　　蔡振华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提到：“金山农民画是上海群众美术的一枝鲜花。”鉴于金山农民画深受外宾欢迎，经文化局及市外事办公室同意，开始向外宾出售农民画。这样一来，不仅国内声名鹊起，还一举走上了国际舞台并大放异彩。

　　金山农民画确是在那时发展起来，也与美协辅导群众美术创作有关。干什么事都靠人，说到金山农民画，就要提到吴彤章。20世纪70年代初，吴彤章从虹口海军东海舰队复员，回到金山县枫泾镇，在文化馆任美术辅导员，负责群众美术工作，因此与美协有工作往来，刚好和我对口。他本人也善画，是美协国画组成员，我是副组长。各种因缘，加上接触频繁，一来二去，我们熟悉起来。他在枫泾时，发现农民陈富林等人很爱画画，也能画几笔，就把他们组织起来，一起创作，并不时将相关情况与我沟通。

　　起初的农民画创作很简单，完全是自发形式，线条简约，色彩单一。后来，吴彤章来上海美协说了这个情况。美协重视起来，发现已经小有规模，形成了四五个人的创作小团队。我第一次见到陈富林时，也觉得他有能力、有潜力，于是与吴彤章一起辅导他。之后，我回来汇报。支部书记张云聘、理论部主任吴景泽都觉得是好事，应该支持。

　　上海每年有一次群众美术作品展，群众艺术馆本来就是抓群众美术活动的。有一年的展览，群艺馆和美协合作，重点推出金山农民画，金山农民画评上了奖，影响力大增，开始登上大雅之堂。

　　那时候，农民画已经火热起来，文化馆办了辅导班，群众艺术馆来管理，辅导农民画的专家都是美协的会员。群艺馆管群众，美协管专家，一直惯性延续下来。农民画从业余发展到专业水平，有赖美协打下的基础，尽管后来美协没了，但它在农民和画家间架起桥梁，作用始终在。

　　1974年秋天，我到美创办后，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继续支持金山农民画。我和施选青、朱国荣三个人一起到金山，将金山农民画的情况整理成文，在《美术》等报刊上宣传，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之后，农民画送去北京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引起了华君武的关注，这才有机会去布鲁塞尔展出，走上国际舞台。

　　说到施选青和朱国荣，他们是我在美协工作期间的搭档。1977年下半年，两人调来协助我工作。

　　我与施选青早就认识。1973年，我在黄山茶林场四队采风，施选青是女知青，在五队。后来，美协恢复，积压了很多工作，需要人手。工宣队的负责人说：“文化局回来一个知青，叫施选青，能写能说，各方面都不错。好几个单位都想要她。如果美协需要，可以优先考虑。”施选青就是这样到了美协。

　　朱国荣是黑龙江知青，回城后在上海师范学院美术系读书。老师黄若舟先生，是美术系主任、老教授。毕业分配时，黄教授向蔡振华推荐他，朱国荣便到美协工作。

　　施选青和朱国荣到美协后，入职理论部，我也在理论部工作。我们三个一起，我是老美协，熟悉美术界情况。198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绘画故事》，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作作品。当时，人美社的主编是胡海超。人美社恢复职能，策划出版第一本书，他向我约稿。我带着施选青和朱国荣，一起完成创作，作者落三个人的名字。他们俩刚参加工作不久，就有成果问世，非常高兴。

　　施选青下乡耽搁了学业，回城后很多地方都需要学历，她就想读个夜大学，拿大专文凭。当时，轻工业专科学校办了美术夜大学，她比对下来，认为适合自己，但和报名资格有差距。她和我交流想法。我就给她画了张山水画，让她拿着去报名。还要相关证明，美协不好开，她也不太想麻烦单位。我就从黄浦画院给她开了证明，她去报名很顺利。

　　后来，施选青高兴地拿到了文凭。她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在美协，大家对她的评价一直很好。朱国荣为人忠厚，会画画，擅长写作，出版过几本书。组织上想发展他入党，派我做他的联系人。他入党时，我是他的介绍人。

　　搬回延安西路 238号

　　前已叙述，自美协被封，我们就已不在延安西路238号办公，工作人员逐渐分散到各个机构，大部分转移至南京西路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办公。展览馆原来是美协的下级单位，归美协展览部管属。之前，美协基本就这两部分，机关在延安西路，展览在南京西路。

　　后来，百废待兴，名正才能言顺，首先开始恢复各个机构名称，包括设置、职能、办公场所。美协划归文联管理，美术展览馆的上级机构是文化局，文联和文化局属于平级单位。因此，美协和展览馆就要分家。全市的展览场馆都划归到了文化局，算是一种同类资源的整合。幸好，这次调整并非不顾实情的机械分割，考虑到美协的展览职能，应该有自己的展览场地，上级在黄陂北路美术馆边上选择了一块场地给美协。

　　归还了展览馆，美协搬回延安西路238号，但延安西路也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之前只有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四家单位，美协一枝独大，占据一半办公场地。后来，文联机构发展，新增了很多单位，有将近十个，都集中在大院办公。美协的办公面积受到挤压，之前腾出来的地方，还回不到原来的一半，幸好黄陂北路还有一处展览空间，可用于调剂。

　　20世纪80年代，沈柔坚从文化局退休，重回美协，担任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他和吕蒙就在黄陂北路办公，展览部也在黄陂北路。我们偶有活动也去那里，遇到开会或者学习，就两边动。黄陂北路226号二楼，后来改造为上海美术家画廊，500平方米，成为美协举办美术展览和美术学术交流的场所。

　　美协的重建不止一次会议、一套人马、一幢房子，还有很多具体工作，零零碎碎，是个逐渐恢复的过程。我心里一直怀念刚毕业来上海时，初入美协的光景。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每天有干不完的活，用不完的精力和能量。此后十年，我老了十岁，创作旺盛的最佳时光，随风一般流逝。其间，我以画人物为主到改画山水，不知不觉完成了这个转型。

　　1978年，胡振郎和爱人王桂珍在上海南市区照相馆合影，背景为夫妻俩从家中带去的胡振郎作品。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