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花

　　（小小说）

　　□徐益丰

　　银花嫁过来那天，天阴得像块浸了水的灰布。阿根挑着一担稻谷走在前面，饱满的谷粒在竹筐里轻轻摇晃，发出细碎的声响。她跟在后面，红布盖头被风掀起一角，望见路边的野草沾着露水，蔫头耷脑的，像一群没娘的娃。

　　新房是间泥土糊的矮房，墙皮裂着深浅不一的缝，像老人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10多平方米的屋里，灶头挨着床沿，床尾抵着猪栏。下雨时最是热闹，外面瓢泼似的，屋里便下起小雨，锅碗瓢盆全得派上用场接水，夜里躺在床上，能数着水珠砸在搪瓷盆里的脆响入睡。银花总睡不安稳，伸手摸到阿根黧黑的胳膊，掌心糙得像磨过的砂纸，却带着田埂上春草的泥土气，让人心头莫名一安。

　　阿根是个闷葫芦，话少得像田里的露水，天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天黑才踏着暮色回来。地里的活计拿得起放得下，闲时便坐在门槛上卷旱烟，烟丝是自己切的，卷得粗粗的，点燃时呛得人直咳嗽。他不喝酒，不骂人，银花说什么，他都“嗯”一声应着。

　　银花生头胎时难产，他背着她走了十里山路去卫生院，布鞋磨穿了底，脚底板渗着血珠，却一声不吭，只把她往背上又托了托。

　　可惜那三个儿子，都没留住。最小的那个刚满周岁，发了高烧，半夜就没了气。银花抱着冰冷的小身子哭了三天，眼泪把枕头浸得能拧出水来。阿根蹲在门槛上，卷了一夜旱烟，烟蒂在脚边堆成小山，天快亮时才哑着嗓子说：“别哭了，还有我呢。”

　　后来添了两个女儿，大的叫春桃，小的叫秋杏。银花把她们当眼珠子疼，夜里搂着睡，生怕吹着冻着。可屋子实在太小，两个丫头稍大点，就只能挤在床尾，脚对着灶头飘来的烟火气，头发里总沾着柴草的碎屑。

　　那年，梅雨季特别长，雨下得缠绵又执拗，屋顶漏得愈发厉害，夜里能听见瓦片在风里哐当乱响，像谁在上面撒了把碎铁。银花看着接水的盆满了又倒，倒了又满，愁得直叹气。邻居路过时说：“找阿连吧，他手巧，啥都会。”

　　阿连住在村东头，祖上留下的瓦房带个小院子，青瓦灰墙，在一片泥屋里格外显眼。他是村里有名的能人，刨木头能刨出花来，抹水泥能抹得比镜子平，甚至会酿米酒、蒸发糕，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找他搭把手。

　　银花揣着两个刚蒸的红薯去了，红着脸说明来意。阿连摆摆手，笑得爽朗：“多大点事，我去看看。”

　　他背着梯子来的，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卷着，露出结实的胳膊，肌肉线条像他刨过的木头一样分明。爬上屋顶叮叮当当忙了大半天，换了好几块朽坏的瓦，又和了泥把缝隙仔细糊好。银花在底下递东西，看他额头上的汗珠滚下来，砸在瓦片上，瞬间就洇成一小片深色，像给青瓦点了个痣。

　　中午留他吃饭，银花杀了只下蛋的老母鸡，炖得酥烂，汤里飘着金黄的油花。阿连吃得香，咂着嘴说：“你家的鸡炖得比我娘做的还入味。”银花笑了，眼角堆起细纹：“不嫌弃就常来。”

　　没过多久，听说阿连的老母亲病了，瘫在床上下不来。阿连又要出门干活，又要回家伺候人，忙得脚不沾地，眼窝都熬陷了。银花心里过意不去，吃完早饭就带着春桃去帮忙，洗衣、擦身、喂药，把老太太伺候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老太太拉着银花的手，枯瘦的手指抖着，眼泪汪汪：“我有这样个媳妇就好了。”

　　老太太走的那天，又是个雨天。银花哭得比谁都伤心，扶着棺材一路送到山上，膝盖在泥地里磕出了血，红得刺眼。阿连连忙递上稻草垫着她膝盖，声音里带着哽咽：“谢谢你。”

　　那年冬天，阿根去山上砍柴，雪后路滑，失足摔了一跤，伤了腿，再也干不了重活。一家四口挤在漏风的泥屋里，日子眼看就要撑不下去。阿连拎着一坛自酿的米酒来了，坐在床沿跟阿根说了半晌。后来，银花才知道，他说的是：“搬我那儿住吧，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搬家那天，村里人都来看热闹。阿根拄着拐杖走在前面，脊背挺得笔直，银花牵着两个女儿，怀里抱着一床打满补丁的棉被。阿连的瓦房确实敞亮，三间正房，带着个宽敞的灶间，院子里能晒满一整个秋天的粮食。春桃和秋杏跑前跑后，指着窗台上的盆栽问东问西，眼睛亮得像浸了水的星星。

　　阿连把东厢房收拾出来给阿根住，自己住西厢房。银花照旧做饭、洗衣、下地，只是身边多了个需要照顾的阿根，和一个总在一旁搭把手的阿连。阿根腿好点后，牵了两头牛，挑了一担簸箕去田畈放牛、割草；阿连照旧出去干活，傍晚回来，常带回些糖果给两个丫头，油纸包着，拆开时甜香能飘满半个院子。春桃和秋杏起初怯生生的，后来就一口一个“阿连叔叔”，像两只小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后转。

　　日子像阿连酿的米酒，慢慢熬出了甜意。阿根编的竹筐，阿连帮着拿到镇上卖；阿连做的发糕，银花帮着送给预订的人家。农忙时，阿连跟着阿根下地，一个挥锄头，一个撒种子；农闲时，阿根坐在廊下看阿连做木工，刨花像雪片似的落在地上。两个男人话都不多，却像院子里那两棵并排的老槐树，根在地下悄悄缠在了一起，枝桠在天上慢慢靠在了一处。银花看着他们在院子里一个劈柴一个纳鞋底，柴火噼啪响，线绳穿梭忙，心里暖烘烘的，觉得这瓦房里的烟火气，比哪儿都旺。

　　这样过了十几年，春桃和秋杏都出嫁了，嫁在邻村，挎着篮子常回来看他们。先是阿根走了，睡在西山坡的向阳处，银花和阿连一起送葬，坟前栽了他生前喜欢的柏树。又过了几年，阿连也病了，走的时候很安详，银花握着他的手，像当年握着老太太的手一样，直到那双手慢慢凉透。

　　瓦房又空了，只剩下95岁高龄的银花一个人。她每天还是早早起床，扫院子，喂鸡，把两间厢房打扫得干干净净，桌子擦得能照见人影，像是总有人要回来。春桃想接她去住，银花摇摇头，指着院角的老槐树：“我在这儿住惯了，树也认人呢。”

　　夕阳西下时，她会坐在门槛上，像当年的阿根那样，望着远处的田埂。风穿过院子，带着稻花香，也带着屋檐下的岁月味，拂过她花白的头发。她想起泥屋里的漏雨声，滴滴答答像首老曲子；想起阿连在屋顶换瓦的背影，蓝布褂子在风里轻轻飘；想起两个男人沉默的笑脸，一个带着泥土的糙，一个带着木头的温。眼眶就湿了，顺着眼角的皱纹滑下来，滴在衣襟上，像一滴被岁月珍藏的露。

　　日子像条河，哗啦啦流过去了，带走了好多人，好多事，却把最暖的那些，都留在了这瓦舍的炊烟里，伴着日出日落，轻轻萦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