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拎起了铁锤

　　（上接8月22日5版）

　　大炼钢铁

　　1959年春天，浙江美院课程进入到一年级下半学期，校园内仍是风起云涌。大家日夜奋战。就在校园的裱画工厂旁边，竖起了好几座土高炉，还设立了一家东风机械厂。

　　这样，我这个铁匠出身的人脱颖而出，承担重任，重新拎起了铁锤。

　　我的档案里记载着本人有四年的铁匠生涯。此时，老本行再次派上了用场。东风机械厂厂长张正恒，是个北方人，他让我做他副手。我负责打造冶炼工具，且是唯一有经验、懂技术的师傅。

　　和以前在萧山铁工厂不同，这次，我当了大师傅，围着高炉，不分昼夜，忙碌不辍。厂里给我配有两位助手，都是成名画家。一位是莫朴，我很早就闻其名，没想到在这种情境下相识。他给我拉风箱，充当小师傅。莫朴是我的长辈，闲来他和我聊天，讲早年在新四军的见闻……

　　毕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经过大风大浪，莫朴虽然身处逆境，却不颓废，谈起过往，他神情豪迈，语调中还带有上海口音。从他的叙述中，我知道了更多版画家，时任上海中国画院秘书长程亚君、上海美协副主席吕蒙、和鲁迅先生合过影的陈烟桥……没想到，我到上海工作，这些从莫朴口中认识，已闻其名的画家都见到了。吕蒙还是我的同乡，永康人。

　　另一位下手，是我的老师潘韵。我是大师傅，莫朴是小师傅，潘韵担任中师傅。

　　潘老师被誉为新中国新国画的领军人物，他的山水画《春之晨》画得生机勃勃，在全国获过奖。我喜欢他的画，后来，他主动送给我一张，我非常珍爱。

　　潘老师是个胖子，持画笔的手，却做中师傅的活。但他性情极好，让做啥就做啥。莫朴也很配合，我真要指使他们干活并不难，但我从不。面对这两位师长和前辈，我说话礼貌客气，既考虑两位的尊严，又顾念他们的身体，千方百计让他们多休息。

　　那时候，工期紧，厂里要工具开工，一大群人排队等着。我们经常连轴转，昼夜加班，片刻不得休息，连吃饭的时间都被压缩。大多时候，就吃送来的两个馒头，我明显瘦了许多。有时，领导来工厂察看，见到我干劲十足的样子，感叹说：“这活要是没有胡振郎，可真麻烦了！”

　　时任浙江美院院长的潘天寿也来过一次。莫朴看见潘天寿过来，站起身来。潘天寿也站住，立在那里。潘天寿不说话，莫朴也不说话。两人彼此看着对方，互相笑笑。然后，潘天寿转身走了。我看着这一幕，颇多感慨，领悟到智者之间的交流，在思想和心灵，不一定借助语言。

　　累出了肺病

　　1959年，我作为干将，全力以赴，体能透支，伤了元气，任务完成后，松一口气，才感觉身体不适。我到校医院一检查，得了肺病。医生说是累出来的。

　　20世纪50年代，青霉素应用于临床，肺病不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被称为恶疾，但很多人仍谈之色变。况且，我的肺病有一定的传染性。为了清休静养，也为了避免麻烦，不让周围人担心，我没有和同学说出全部病情。但是，我的心理压力不小。我明白，如果不能及时治愈，耽搁了学业，可能面临劝退或者留级的窘境。

　　患病期间，我受到悉心照顾，校医院单独拨出一间病房给我。每天打针，青霉素和链霉素混合在一起，称青链霉素，是当时通用的消炎效果最强的针剂。

　　前后历时半年，过了年已经是1960年，天气暖起来，我的病情也好转。我回归到正常的学习生活。这半年，我没回家，没人知道我患病的经历。

　　肺病治好后，我担任校劳动部副部长，继续指挥大家干活，发挥所长。我们有个小园子，做菜地，要除草、施肥、浇水、采摘，我有经验，统筹管理这些，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业上。

　　成为首批学生党员

　　“以创作教学带基础教学”是浙江美院的传统。而我，因为一直重视学习，很早就开始创作。

　　1959年，我创作了一幅以自己为原型的人物画《拜工人师傅为师》，描绘打铁场景，应和了当时的火热氛围。后来，我生病，创作中断，病好后继续画画。1960年，刚升入大学三年级，我创作《公社兽医》，就是后来的《兽医姑娘》，这幅画很成功，也很轰动，算我的成名作。

　　这时，学校来了两位老哥，比我年龄大很多，已经三四十岁。一位叫王德惠，一位叫冯白凡，都是转业军人，原来在部队是干部，有战功，爱画画，也画得好，到浙江美院来进修。这两位部队入党的老党员，认为我勤奋、踏实、刻苦、热忱，要发展我加入党组织。

　　当年，以学生身份入党，几乎难于登天，因为名额稀缺，很多大学，四年里连发展一个党员的机会都没有。

　　当然，浙江美院的竞争也激烈，同学们都是通过高考录取而来，千军万马，能过独木桥的都是精英。大家素质都高，都有进步的要求。而且，这次发展党员，是建校以来的首次，组织上极其重视，态度严肃认真，考察苛刻。

　　国画系、油画系、版画系各有一个发展名额，其他系轮不到。党支部开会后，我名列其中。为了保证公平公正公开，使提名更具信服度和说服力，校门口竖起一块大木板，三个预备党员候选人名字上榜，接受群众评议，类似于现在的公示。

　　每个人都可以在候选人下面提意见。在“批评即是帮助”的宣传下，的确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我的名字下面，还算相对干净。

　　经历了各类考察、审查和繁琐手续，在两位老哥的帮助下，我成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他们两位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我们这批党员，是浙江美院历史上的首批学生党员。新中国成立前没公开发展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是第一批。1961年，我23岁，预备党员转正，之后就一直担任国画系团支部的组织委员。

　　班上的事情还是我和陈家泠商量着管理。周日我们去他家，他妈妈是小学教员，人很和善。他家不大，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妈妈就在阳台，用煤球炉烧年糕给我们吃。一起去的还有潘飞轮，他是潘天寿的同乡，传说还是亲戚，他自己从没炫耀过。我们常去陈家，我就鼓励潘飞轮追求陈家泠的二妹，后来居然成功了。

　　我、陈家泠、潘飞轮三个人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活动，有时一起去杭州电影院看电影，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娱乐。看好电影，照例在边上吃一碗杭州面条。有时我们看晚场，散场后，总是很着急，要在宿舍关门前赶回去。浙江美院管理严格，按时关门，秩序井然。迟归的同学要么跳墙，要么恳求看门大爷开门放行。我们三个从来都守纪律，不迟归，没跳过墙。

　　一本名家云集的签名簿

　　大学5年，寒暑假期，我鲜少回老家。吸引我留下的是学校食堂和图书馆。一为生活便利，在学校生活，简单方便，虽然放假，也给留校生发饭菜票，有食堂，免去烧饭的麻烦。

　　另外是图书馆，浙江美院图书馆很大，各类书刊俱全，我平时上课，还有学生工作，非常忙碌，牺牲了很多读书时间，就利用假期进行大量集中阅读。我去图书馆，在一排排书架间逡巡，每次认真甄选，留两本书，借回宿舍看，隔两天再换两本。假期结束，补充了不少知识，特别充实。

　　暑假漫长，我偶尔也会短暂离开学校，去养父的干儿子那里住几天。胡关汉，是我养父的干儿子。他住象岩山，那里景色宜人，我读浙江美院之后，对于山水自然，更多一份兴趣和偏爱，爱往他家跑。

　　胡家背靠一片茂密幽深的林子，往北一座山，以我的步程，40分钟能到山顶。山顶有古洞，古洞洞口朝南，冬暖夏凉，即使在炎夏季节，往洞口一站也是舒适宜人。好几次，关汉哥给我安排一张床，我便住在里面。夏天非常风凉，洞内有山泉，下面放一口缸，喝水、泡茶都用里面的水。

　　回学校后，有时也会与同学讲起夜宿山顶的事情，大家都觉得我胆子大。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早前的经历，已足以锻炼一个人的胆量和灵魂。对我来说，半夜山风吹过，夜空浩瀚深邃，繁星密布；清晨旭日初升，近闻泉水奏鸣，远望山峦青黛，焉能不陶陶然、熏熏然，恍若仙境。

　　我和胡关汉投缘，遂结拜成兄弟。他与我阿哥也交好起来，每年去我阿哥家拜年，从不懈怠，两家人走得很亲近。

　　在胡家，每次都吃胡关汉母亲做的饭。胡家有个女儿，爱如明珠，叫胡杏花。胡杏花到十岁还没读书。有次我回去，说起这个话题，我催促她去读书。我毕业那年，这位老母亲说，要把杏花嫁给我，我没答应，他们此后就不再提了，大家依然亲密无间。后来读了几年书的胡杏花，如今住着大房子，家里人丁兴旺，几个儿子都有出息。

　　我另一项爱好是逛旧书店。旧书便宜，有时还是孤本，其他书店买不到。新书贵，也没必要买，图书馆基本都有。在旧书店，我买到过《说文解字》《康熙字典》《古今医统大全》等，都是线装书。

　　最大的收获是买到一本贵宾签名簿。过去大户人家请客，有签名留念的习惯，这本签名簿幅面多，制作精美。它后来变得非常贵重，由当初的几元钱，最后变成我的无价之宝。因为我后来到上海美协工作，还借调到过上海中国画院，认识和交好的知名画家不胜枚举。我就用这本签名簿，请他们画画，留作纪念。先后在簿子上留名的，有林风眠、刘海粟、谢稚柳……这个簿子简直成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海派画家的作品集成。

　　好多次有人愿以各种代价，要购买这本签名簿上的画，有的甚至说用一幢别墅换取，但我从未动心。因为这本册页的每一页上，每一幅作品，都留存着时代的情感，体现着艺术大家对我的关爱。看着有“振郎同志”的落款，我会想起历历往事，心潮难以平静。如今，很多前辈已驾鹤仙去，这本册页更成为一件珍贵载体，承载着我的思念和感情。

　　胡振郎入学浙江美院不久，在兴办的东风机械厂，再次做起了铁匠师傅。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