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杆上的广告

　　（上接7月25日5版）

　　临时会计

　　按说世事艰难，命运对我不薄，我早该接受现实，安心做个铁匠。并且，我这个铁匠读过书，有文化，技术过硬，领导颇欣赏，干下去应有前途。事实上，我后来知道，厂里的确已经考虑，拟将我作为后备干部人选。厂长说，别看胡振郎只有18岁，他有文化有技术，我们应该培养他。

　　何况，那时我刚为厂里立了一功。

　　任会计是杭州人，那年春天他回家，走时没有任何异常，却迟迟不归。厂里的正常生产还在继续，每月要结算报账，会计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可是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顶替他。

　　应厂长对我说：“小胡，任会计一直没消息，急死了！你能不能试试！”他看我平时与任会计关系不错，学了一些基础会计常识，让我应付一下。我内心盘算了一下，觉得可以试试，何况厂长看得起我，我更该表现一番。厂长看我点头，很高兴，吩咐我暂时不要打铁，集中精力做报表。

　　等我正式接手，才发现真是知易行难。会计工作烦琐复杂，特别是成本核算，每样东西都不能疏漏，原料、人工、工资、所得税、固定资产……要考虑的内容种类繁多。

　　争强好胜的性格再次体现出来，我想，无论如何不能打退堂鼓。于是，我日夜加班，最终顺利完成任务。应厂长很满意，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任会计回来了，说：母亲过世，耽搁在家，因为通信不便，所以没及时告知厂里。任会计60多岁，他母亲80多岁，在当时也算高寿。这件事就过去了，任会计继续做他的会计。他看到我做的账，也很认可，对我刮目相看，说：“不容易！”

　　这件事后，应厂长觉得我有能力，有担当，责任感强，遇事顶得上去，不安排我打铁，帮着做行政管理工作。

　　此后，工资涨到20元。厂子内部，生活还在继续，别人都是上班下班，喝酒抽烟，老婆孩子，过得不亦乐乎，我总无法融合进去与他们同乐，闲暇还是读书。记得1957年，我看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迄今印象深刻。

　　人家看不懂我，觉得这个小青年虽然不错，但不合群。确实不知道为何，我总想着读书，上大学。

　　电线杆上的广告

　　我们铁工厂附近有个竹编厂，里面一个工人与我认识，打交道并不多。一次，他说有急事，找我借10元钱，我二话不说，借了给他。可是，过了很久，他总不提还钱的事情。

　　有一天，他说有钱了，让我去拿，我倒有些意外。下班后到了他家，房里一张床，一个板凳，别无他物。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姑娘坐在那里。见了我，他不提还钱的事情，寒暄一阵后，指着姑娘说：“你们认识一下，好好谈谈。”我一听，立马明白了，他想通过介绍女朋友来笼络我，借此不用还钱。我转身出门。我知道这笔钱讨不回来了，有点心疼，在当时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次，一位工人向我借钱，手头恰好有20张两角一张的钞票，都给了他。这个人还钱了，但他还给我的，是20张2分钱票面的，因为借钱时也没见证，我无奈吃下这个哑巴亏。

　　1957年，厂里派我去杭州出差买煤。我办完公事，看看还有时间，就去杭州电力学校看望同学。当时，这是一所中专学校，我的同学任龙献，考上了该校的热门专业——农林电力。同学见面，相谈甚欢，再次激起我读大学的念头。

　　出了校门，我们沿着西湖边行走。那时的西湖，没今天这么多建筑，电线杆算为数不多的水泥物件，在那个时代，往往还充当着公共布告栏的功用。

　　在一根电线杆上，我看到贴着一则A4纸大小的广告。过了多年，我还清楚记得是“中国文学进修班招生广告”。

　　我看一眼，就动心了，停下脚步，和任同学商量，想去报名进修。他知道我热爱文艺，也知道我读书的念头没断，但考虑到我和他情况不同，我已经工作，受重用，似乎还有一个看似锦绣的前途。

　　任同学的建议非常谨慎，说：“这个班是私人办的。你要来学习，不是一天两天，要几个月，离开萧山，工作就没法干了，只有辞职。现在，大家找工作都困难，有一份稳定的职业不容易，放弃工作，除非你将来考大学。”

　　这是我的人生话题里，第一次接触到考大学，虽是第一次提及，我却并不犹豫。我果断地说：“我想考大学！”任同学觉得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尽力劝我说：“你回去再好好想想。”

　　回萧山，我一路都在思考，越想越觉得必须改变现有的生存环境。要靠自己离开铁工厂，考大学。

　　回到工厂，交了差，我又处理了一些杂务。虽然不打铁了，但事情仍然很多，终日不闲。我想，不能再拖延了，杭州进修班开学的时间日近。

　　那天，我下了决心，找到应厂长：“应厂长，我不打铁了。”

　　应厂长惊讶地问：“那你去干啥？”

　　我说：“我想去考学校，读文学或者学艺术。”

　　应厂长觉得我这种想法很幼稚，劝说我留下。

　　僵持了一会儿，我坚持说：“我决定了，要去读书。”

　　这下，应厂长火了，他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文件，扔给我看。原来，厂里提拔我为干部的批复下来了，连同任命文件一起，刚送到厂长这里。文件上面还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工资涨到30元。

　　“算我瞎了眼，”厂长看我还是坚持己见，冷冷地甩下一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应厂长这么一说，反倒使我原本的愧疚荡然无存。我这人一贯吃软不吃硬，觉得追求自己的理想没有错。心想，若考不上，大不了回农村劳动去。

　　任会计和其他师傅也知道了我要辞职的消息，大家觉得惋惜。

　　过几天，深感失望的应厂长托人传话过来，未免更加刻薄，“走就走得彻底，户口迁走，组织关系带回去。”

　　厂长的“户口迁走”，在当年无异于致命要挟。在铁工厂，我是城镇户口；迁回去，就要换农村户口，是身份的改变。很多人冥思苦想、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将户口从农村换成城镇，我却轻易放弃，让无数人扼腕惊叹。

　　我带着一点行李，一副铺盖，更多的是书，装在小木箱里，去投奔我阿哥。

　　此时，我已经和同胞阿哥相认。能相认，靠的是养母的遗嘱。

　　养母过世前一年，已开始为身后事做准备。她向邻居具体交代了我的领养细节。她关照，她在世时，一定保密；她不在了，要原原本本告诉我。

　　1956年，养母过世两年后，有一次我从萧山回乡，邻居遵嘱，一五一十讲述了养母的谈话内容。我听了，首先是惊愕，在我身上原来还藏有这样的身世之谜；继而感动，感念养母的深情厚爱，对她愈加敬爱。

　　养母的遗嘱激起我的内心涟漪，使我再不能平静，寻祖觅宗的本能和人性好奇，促使我按照养母提供的地址，踏上了寻找出生地的路途。那是我第一次来到龙山镇胡塘下村。

　　虽说近乡情怯，心情茫然，但我内心急迫，很想立即找到家人。于是，我进村疾走，四下寻找，见到一位老人家正坐在门槛上抽烟。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与我一样，父亲也认出，我就是那个当年不得已送人的孩子，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们父子长得实在太相像。我叫一声“爸爸！”父子俩唏嘘不已。后母闻声从内房出来，看到我，马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她。后来，我哥哥也来了。

　　这是1956年，我知道了身世，见到了生父和哥哥，加上后母，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但这一段天伦之乐，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

　　一次，哥哥说带我去看看住在西溪镇青山口村的姑妈。姑妈很疼爱我。早年，她自己没孩子，一心想领养我，奈何公婆反对，坚持让她领养了一个低能儿。因此，姑妈对我别有一种偏爱。我读大学时，她在经济上帮我很多。我阿哥也总去看望她。

　　不久，父亲突发腹痛，剧痛难忍，随后离世。我后来想，他可能是患了急性盲肠炎，或者胆结石也有可能。父亲过世后，我后母独自生活。2016年，后母102岁，还来上海我家住了几天。这年8月18日，老人家寿终。

　　有时，我想我和双亲的缘分真是浅。幸而我还有阿哥，我们兄弟情感很好。这次我离开萧山铁工厂，准备先去杭州读文学进修班，然后投奔我唯一的亲人——我阿哥，再做打算。

　　被带走的徐教授

　　萧山离杭州不远，按照招生布告上的地址，我很快找到这所学校。一进门，发现地方不大，教室很小，授课老师姓徐，是杭州大学文学院的教授。

　　见面后，我问徐教授：“我可以报名参加进修班吗？”他笑笑，说：“欢迎欢迎。”接着，他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拿出事先写好的文章给他看，自己觉得是拿得出手的。

　　徐教授看完，笑笑说：“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白话文普及已经好多年了，不是八股文的时代了。老早鲁迅先生就提倡大众文学，主张白话文，你怎么还在写八股文？你准备报考什么？”他语速不快，语气温和，透着些许长者的和蔼。

　　我听了，有点羞惭，深觉自己落伍。我说：“两条路，文艺或文学。一是考美术，我自己爱画画，也有基础；二是考杭大文学系，我也爱好文学。”

　　徐教授说：“建议你还是考美术。你有美术的一技之长，独特优势，这不是人人都擅长的，要发挥自己长处。有美术专业老师教过你吗？”

　　我说：“小时候有个启蒙老师，跟着学过一段时间，后来就是自学。”

　　徐教授沉吟了一下，说：“好吧，录取你了。进修班三个月一期，你先学一期。”

　　接下来的谈话，多年后回想起来，我都感到醍醐灌顶。“你要考美术，我告诉你几件必须注意的事情。”徐教授说：“第一，画画，以立意为主，技巧次之。立意好不好，体现一个人的思想和思路，光靠才能还不够；第二，以简胜多，用简洁的笔触表现内容，传递思路。乱糟糟的大而不当，甚至毫无头绪，专业人士一看就露馅。前几年有个考生，画几笔竹子就考上了。他的做法，你可以参照效仿。”

　　徐教授停了停，继续讲文化学习。他说：“语文考试几大块，造句、文学常识等40分，作文60分是大头。作文写得好不好，是能否考取的关键，也最考察你的文学功底。你要把作文做好，提早准备三篇文章，一篇小品文、一篇记叙文、一篇议论文，考之前写好，全部背下来。”

　　徐教授不光教授知识，真正启迪我的，是他传授的这些方法。神奇的是，这些方法在我参加高考的考场上，无一例外地得到应用。那一年，我高考时的作文题目是“记大跃进中的先进人物”，我因事前有准备，下笔流畅，有如神助。

　　在杭州，我没有亲戚，也不另找地方住宿，就租住在一户人家。这家只有老夫妻两人，老头白天开裁缝铺，做些裁缝活。我们三个人住在一间，晚上他们睡大床，我就睡做衣服的案台。讲好一个月吃住全包12元。这项开支我负担得起，我离开铁工厂带着自己的积蓄，有三四百元之多，足以应付一阵子开销。但我知道，要读书，接下来的花费还很多，我只能靠自己，还需节俭。

　　这期间，我买了一本《中国文学史》，一有空就看，有时还带着这部书去请教徐教授。

　　读书的时光稍纵即逝，3个月的光阴如白驹过隙，正当进修班接近尾声，我每天按时上课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

　　一天早晨，我照例来到教室门口。门没开，贴着封条。同为进修班同学的一个女孩子，边哭边告诉我，说公安局的人来过，把进修班查封了，徐教授也带走了。我在门口待了一会儿，转身离开，内心怅然。从此，我再没见过徐教授，也没听说过他的消息。只是，我一直记得他，他和阿根叔，我永志难忘的两位恩师！

　　该画名为《我要读书》。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8)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