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逃铁匠宿命

　　手肿得像馒头

　　我辍学后不再读书，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但我不想走其他人的道路，没有想过去学打铁，终生做个铁匠。我想自己会画画，能够借此谋生。最先想到的是，开家照相馆或者相片店，这在当年还颇时髦。但开店经营需要资金，需要店面，我没有。

　　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先投奔亲友，一方面是为糊口，另一方面赚点钱也好给养母看病。

　　我十五岁，第一次找工作，去了绍兴下属的新昌县，我的养舅舅生活在那儿。他是我养母同母异父的弟弟，当年养外婆离开养外公后，再嫁生下的儿子，在新昌开了铁匠铺。舅舅很热情，留我住了一晚。第二天，他知道我要在此落脚，却面露难色，说：“你年龄小，孤苦无依，舅舅很同情，但这里店小、人少，我自己当大师傅，而且有个中师傅，再养一个人实在为难。”舅舅说的是实情，我也理解。临走，他给我2元钱做路费，还装了一包小胡桃，嘱咐我路上吃。

　　我离开新昌，准备回永康，心中万分沮丧。途经临安时，心头灵光一动。临安离萧山不远，我决定去萧山找伯父。他是我养父的哥哥，名叫胡金枝，在萧山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为字号的铁匠铺。

　　我就直奔萧山县河上区楼家塔镇。伯父的铁匠铺就在镇上，我知道名字，不用打听，沿街找过去，最大的一间就是。此时，我已经走了几百里路，草鞋穿破了几双。

　　伯父善良、宽厚，我总归是他自己的侄子，没说什么，将我收留下来，就住在家中。但伯母比较刻薄。伯父和伯母没有孩子，也收养了一个男孩，和我家的情景一样。这个男孩与我同龄，比我个头高，我来了之后，他大概怕我抢了他的地位，很排挤我。我在伯父家待了两个星期，有一天，家里烧了一碗红烧肉，堂兄贪嘴，偷吃了几块。大人问起，他冤枉我，说被我吃掉了。我自尊心强，本来已经委曲求全，再受这种侮辱人格的诬妄，顿时怒火万丈，手头刚好有一柄砍柴刀，就向他飞扔过去。柴刀咣的一声落地，没碰到堂兄，但全家人都吓坏了。伯母不依不饶，伯父左右为难，他知道我待不下去了，留心为我找个合适的去处。恰巧一个铁匠师傅收小师傅，伯父便让我跟了他。我感叹，真是兜兜转转逃不脱，我人生里总要有一段铁匠经历。

　　打铁有相对固定的流程和人员，一般是按灶头配置。一个大师傅，算技术总监，司小锤；一个中师傅司大锤，专职捶打；还有个小师傅，多由学徒担任，管理炉灶，后期打磨，追讨货款。小师傅按照学徒的惯例，三年学艺分文不拿，做师傅吩咐的杂务，与打铁相关的，师傅和师娘交代的，都要干好，还要懂眼色，手脚麻利。三年里，师傅只管吃饭，必要时给买件衣裳。三年之后，由师傅评定是否出师，出师才有微薄的报酬。

　　我跟随师父做了小师傅。我的师傅是个流动铁匠，打铁行当里最苦的群体。酷暑严寒，走街串巷，居无定所，一副家当都在担子里。小师傅因为处在最下等，尤其辛苦。打铁的炉灶每天要重新清理，用黄泥垒砌，我总是天刚亮就起身，日日如此，周而复始；还要拉风箱、加木炭，这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木炭要浸湿，用黄泥包好，才能烧得久，更加经济；此外，小师傅要上门收货款。上门收钱真是什么人都会遇到，当时很多人家里都穷，该付的钱也不那么爽气，总要人为设置些小障碍。有时，我走很远的山路，爬坡下谷，也收不到钱。极个别恶劣的，还刻意赖账，门口站着大狗不停咆哮。我空手而归，又要受师傅训斥。

　　流动铁匠生活条件差，卫生没有保障，经常受疾病侵害。冬天尤其苦，自然环境恶劣，加重了患病风险。打铁是手艺活，我的手长期裸露在寒风中，干裂了，满手都是深深的血口子，又沾水，又碰煤土，干起活来钻心刺痛。危害最大的是磨刀，铁锈从开裂处渗入皮肉，发生感染。那年，我的手肿得像馒头，吃饭的筷子都握不住。活儿干不了了。

　　我很害怕，心想再发展下去，不会死了吧？辞别师傅，回头去找伯父。

　　“伯父，我的手！”我伸出手，伯父看我的情况，大吃一惊，只有城里有卫生院，赶紧带我去见医生。

　　医生开了一刀，从患处流出大量脓液。医生说：“这么严重，还好你来得早，再晚一点，血液感染，得了败血症，就没救了。”医生给我消炎，把我的手包扎好，让我动一动，看我的手能动，松了口气。许多年后，我考上浙江美院，后来当了画家，靠手吃饭，每每忆起这段经历，既庆幸又后怕。离开前，医生交代我每天过来换药。因为要留下换药，我没有再回流动铁匠师傅身边。

　　我当小师傅没有收入，看病费用也是伯父负责。不久，传来养母病危的消息，我心急如焚。伯父悄悄给我路费，让我赶快回去，把养母后事安排好。

　　进了铁工厂

　　我马不停蹄，回到古山镇古山四村，养母已是弥留之际，料理好她的丧事，我又返回萧山楼家塔镇。

　　此时，中国大地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54年，手工业合作化开始，我伯父的铁匠铺合营进萧山县河上区铁工厂。萧山有名的铁匠师傅都收编进入了这家工厂。铁工厂共开六个炉灶，每个大师傅掌管一个，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民间工匠，加上中师傅、小师傅，一线从事打铁的有近二十人。工厂和过去的私人作坊不同，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厂长、副厂长、会计等管理和后勤人员也有二十多个人。我伯父的“胡金枝”铁匠铺合营进去三个人，伯父、堂兄和我。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果我不是手掌感染，要做手术，还不会离开流动铁匠，不会回到镇上找伯父，也就没有后来进集体企业的机会。萧山那么多铁匠，能参加公私合营的少之又少。合进来的都算幸运儿，成了正式工人，有固定工资，工作条件有改善，环境稳定。没机会合营进来的羡慕不已。

　　我伯父技术好，知名度高，合营之后，在厂里当大师傅，很受尊敬。我成了萧山铁工厂的工人，看似这辈子就要继续祖辈的命运，当上一名小师傅，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师傅、大师傅。在所有人看来，我的命运已经发生了极大改观，比起一同长大的伙伴，我不但读了书，还进了正式单位。在当地，这算我这个年龄的铁匠最好的职业归宿。

　　我第一次拿到固定工资，每月12元，于我而言是一笔巨款。据我所知，我们厂里最高工资是60元，不是厂长，是一名技术人员，一位老师傅。建国初，百废待兴，很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往往比管理者要高。

　　12元的工资，生活费用去三四元，平均到每天就是一两毛钱。我还置办了点家当，买了一床新被子、一个小木箱。因为是自己买的第一件家具，充满感情，这个木箱用了很久，我非常珍惜，后来还带去上海，家里几次搬迁，历经数次装修，也没舍得扔，前几年运回永康老家放着。木箱材质是普通杉木，轻简，便携，我主要用来装书。买书是我当时的最大宗开销，有了工资收入后，我买了《中国文学史》等，以及初中、高中的语文、历史教材。

　　厂里有集体宿舍，就在生产车间的锁楼上面。楼板就是铺位，下面开工打铁，上面每人挂一个蚊帐晚上睡觉。夏天闷热，蚊子整夜在耳边嗡嗡，指甲盖大的臭虫密集出没。我除了睡觉的地方，比别人多这么一个箱子。一箱多用，既能储物，也当桌台。晚上下工，放上一盏煤油灯就成了小书桌。在大约四年的时光里，我在这个空间，自学不辍，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主要课程。

　　和其他小师傅相比，乃至在整个打铁厂，我都显得有些不合群。别的小师傅觉得我另类，和他们格格不入。他们吆五喝六地打扑克牌，或者晚上出去玩，去老酒店、香烟店，最初也拉我去，我拒绝几次后，就不叫我了。

　　工厂里，除了会计，我的文化水平最高。会计姓任，杭州人，以前在杭州的银楼做过会计，见多识广。新中国成立后，银楼公私合营，他因为出身不好，被排挤出来，到萧山铁工厂工作。我对任会计很尊敬，他对我另眼相看，相互之间比较谈得来，时间长了，我也学到些会计基础知识。

　　铁工厂厂长叫应小昌，知道我出身苦，同情我的遭遇，又看我技术不差，做出来的活质量高，对我印象很好。打铁工人往往没什么文化，行事粗俗，喜欢抱团，每帮人都有为首的，自以为侠义，如果手下人吃点亏，就要出头露面，扳回颜面。多年打铁练就的身板都比较强壮，遇事喜欢硬处理，因而常常有纠纷。我因为与他们来往不多，极少参与其中，加上他们知道应厂长比较关照我，很少为难我。

　　1956年，我在铁工厂加入共青团，当时只有18岁，在一大帮子工人中简直鹤立鸡群，自己感觉干劲十足，前途一片光明。

　　该画名为《铁匠之路》。1954年因养母去世，无人资助读书，我无奈走上当流动铁匠学徒之路，其苦一言难尽。

　　该画名为《痛失养母》。养母因长年累月积劳成疾，又无钱医治，于1954年春去世，仅49岁。她为养育我而付出了一生心血，可没等到我的报答，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7)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