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美关系博弈 构建应对策略共识

　　永商会客厅举办主题分享活动

　　近期，美国掀起的“对等关税”风暴正席卷全球贸易版图。面对疾风骤雨，置身世界五金之都的永康企业该如何应变？

　　4月17日下午，由市工商联（总商会）主办的永商会客厅邀请独立经济学者、原国家智库行业专家于涛担任主讲嘉宾，以“对等关税下的中美经贸博弈”为主题，深入剖析“对等关税”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效应，并针对五金制造、跨境电商等永康优势产业提出应对建议。涉企部门负责人、各镇(街道、区)分管工业负责人、工商联（总商会）部分执常委及政协工商联界别委员、新生代企业家代表等130余人参会，共同探讨中美经贸博弈背景下的挑战与机遇。

　　活动现场

　　解读中美博弈

　　从特朗普2.0再工业化与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的理论框架入手，于涛详细剖析了“对等关税”行政令和后续美国可能的对外谈判策略。于涛认为，“对等关税”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其总体思路是加快美国海外制造业的回流，同时通过国防采购、美元贬值等手段增强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实现美国再工业化和重置全球贸易体系的目标，简单概括为“赶厂入美、消除逆差、摆脱债务压力”。

　　从行业影响维度观察，在高关税的冲击下，中国对美出口的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蓄电池、通讯影像设备等机械电子类产品首当其冲。但硬币的另一面，这种技术封锁正倒逼中国加速国产替代进程，半导体、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领域迎来战略机遇期。对于永康支柱产业五金制造业，于涛基于2024年市场数据作出研判，美国本土生产的五金产品在高端领域优势较为明显，“对等关税”后中国五金出口企业的成本大幅增加、在美销量可能出现下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破局之道在于构建“双循环”战略支撑点，于涛建议相关企业要降低对单一市场依赖，形成内需市场、“一带一路”市场、南方国家市场等网络化布局，同时要专注研发和生产高附加值、高性能的产品，提高产品利润。

　　在出海策略层面，于涛认为企业需要建立战略评估矩阵。除传统的市场拓展需求外，更要重视技术并购、资源获取、合规经营等维度。特别是要把握新型离岸贸易机遇，通过“海外仓+数字贸易”模式突破关税壁垒。

　　于涛认为，面对美方的多变易变、极限施压，中国做好了应对冲击的各种准备。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也将适度宽松，以应对外部冲击和风险。同时，通过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等措施稳定经济增长。此外，新型离岸贸易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动能，有助于提升贸易便利、规避关税壁垒和贸易摩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面对变局，于涛强调，“危与机始终同生并存”。中国企业既要做好应对短期冲击的“战术防御”，更要谋划产业升级的“战略进攻”，在动态博弈中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历史机遇。这种转型升级不仅关乎企业生存，更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强国”跃迁的必由之路。

　　互动环节

　　问题一　全球结构性裂变趋势与企业应对策略

　　王鹏 （浙江炊大王炊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特朗普2.0政策可能成为全球结构性裂变的导火索，若长期持续或将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您认为未来产业链将如何分化？企业短期应如何制定应对策略？

　　于涛：我认为未来全球市场的本质性分化将体现在产业链重构和工业标准双轨化，最终形成两大独立市场体系。这一进程需置于2030年至2035年战略周期内观察，中国在此期间的发展模式与政治周期具有高度确定性，客观上为双轨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时间窗口。作为身在局中的企业家，一是要加强资产与能力储备，强化核心金融资产安全，巩固技术研发、生产体系、销售网络等核心竞争力要素。二是要调整市场战略，把握政策导向，深度开发内需市场，建立符合国内消费特征的营销体系，将企业规划嵌入国家“双循环”战略框架，注重政策红利承接与风险缓冲机制设计。

　　问题二　中美经贸摩擦的长期性研判

　　吕宏伟（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美经贸摩擦是否将呈现10年至20年的持久性特征？企业应作长期性战略准备还是阶段性应对？

　　于涛：当前态势实质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实投射，两国结构性矛盾决定摩擦具有长期性特征。一方面，战略态势固化。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已成跨党派共识，拜登政府的策略性博弈与特朗普政府的非理性施压本质均为维持霸权护持，差异仅在于手段选择。另一方面，中国战略转型。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向“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进具有不可逆性，双方关系改善存在战术性调整空间，但战略对抗基本面难有根本转变。企业需建立“底线思维+动态调整”的应对逻辑，既要构建抗风险能力体系，又要把握阶段性缓和窗口获取战略资源。

　　问题三　区域战略选择——香港功能转型与泰国投资价值

　　徐珠锋（群升集团总经理）：香港作为传统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是否弱化？在东南亚布局方面，泰国相较越南是否更具投资价值？

　　于涛：我认为，香港贸易枢纽地位受美国关税政策冲击明显，但金融功能正在强化，离岸人民币定价中心建设或取得政策背书，国际资本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其核心价值迁移从“贸易自由港”转向“金融制度试验田”，将重点承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隔离功能。在东南亚地区中，泰国的政治体制成熟度、政策连续性较强；作为东盟第二大经济体，泰国兼具制造业承接能力与欧美市场准入优势；相较越南的派系政治风险、印尼的宗教文化冲突，泰国的系统性风险系数最低。

　　问题四　产能转移困境与内需市场开发

　　胡颖洲（永康市新时代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企业面临产能转移时效性困境，若放弃海外布局可能导致客户流失，应如何破局？

　　于涛：当前困境反映我国市场机制深层次矛盾——低端产能过剩与高质量供给不足并存。在短期抓手方面：建议深度参与“扩大内需”国家战略，重点研究消费升级背景下细分市场需求特征，如政策扶持工具（消费券、税收优惠）的适配性应用。在中长期布局方面：建议借助供给侧改革契机，通过技术迭代实现“进口替代型”产能升级，构建国内国际双市场弹性供给体系。

　　问题五　中欧合作机遇与战略突破口

　　吴森琪（浙江启承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存在哪些实质性合作机遇？

　　于涛：中欧合作存在三重战略机遇。一是战略决策能力较强：一些欧洲国家具有成熟的战略评估体系，在中美博弈中保持决策独立性；同时中国具备“一带一路”基建输出能力，与欧洲技术标准、管理经验形成互补。二是制度型合作空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重启谈判可能会带来的制度接轨红利以及数字贸易、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规则协同制定机会。三是地缘政治缓冲带：欧洲“战略自主”诉求与中国世界多极化主张存在利益交汇，可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构建新型合作范式。

　　融媒记者 颜元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