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恩情长流水

　　□吕观德

　　四十多年前，我们下宅口村的学校有小学部和初中部。读小学时，方美婵老师教我音乐课；读初中时，方老师教我数学。方老师当时三十岁左右，人长得很漂亮，扎着两条辫子，个子小巧玲珑，很像一位后来在乐坛上走红的歌唱家。方老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学水平很高。当年，我们三十来个学生中，就有十多个考上高中。数学成绩远超当时区里不错的初中。方老师实在是功不可没。

　　打我能记事起，我的母亲就有头痛的毛病。发作时头痛欲裂，只能躺在床上；夜里实在受不了了，有时会发出“啊哟，啊哟”的叫声，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都束手无策。有一天早上，我的哥哥因为给母亲熬药，上课迟到了。当时，哥哥在村初中读书，我读小学。方老师是我哥哥的数学老师，她把他叫到办公室。后来，我哥哥告诉我，当时，他惴惴不安，怕方老师批评他。我的哥哥低着头，双手不停搓着衣角。方老师和颜悦色地问哥哥为什么迟到，她和蔼的面容渐渐缓解了哥哥紧张的心情，他一五一十把母亲生病的情况告诉了方老师。她听了，说：“哦，你先回教室吧。”过了一段时间，她把一包天麻交给我哥哥，嘱咐他带回家煎给母亲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天麻是从遥远的云南昆明寄过来的。方老师的丈夫当时在那里的部队当军官。母亲按照方老师的吩咐，分了好多帖煎服，头痛的症状逐渐消失。

　　母亲的头痛好了，心病却来了。天麻是名贵中药，当时我们这边不容易买到，价钱应该不菲。“怎样感谢方老师才好呢？”一天夜里，全家人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翻来覆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二天早上，母亲从一个陶罐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放在桌子上把它一张张捋平，折好后交给我的哥哥，叫他给方老师。方老师自然不会收。推来推去后，方老师说：“那好吧，我先放起来。”

　　我们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想不到在学期快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方老师拿着电筒来到我家。“观洪（观洪是我哥哥的名字）、观德爷娘，前段时间学校事情多，没有工夫来看你们。今天空点，过来看看。头痛好点没有？”当方老师知道母亲头痛好转后，连声说：“那就好，那就好。”当时农村人普遍休息得早，坐了几分钟，方老师就站起来，摸出钱塞到母亲手里。“这是我做老师应该的，不要客气。”方老师说完，迅速地走出门。待我母亲追到门口，方老师已消失在夜幕里。母亲怔怔地站在那里，嘴里自言自语：“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师？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师？”后来，我母亲又让我哥哥将一小篮鸡蛋带到学校送给方老师，她依然不肯收下。

　　对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家庭，方老师都会伸出援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我们村学校教书的那几年里，方老师每个学期都要到学生家里走访，嘘寒问暖，了解家庭情况，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她能叫得出每个学生家长的名字。碰到农村“双抢”，方老师还会挽起裤腿，到生产队和村民一起下田割谷。对学生，她从不嫌贫爱富，始终做到不卑不亢。学校撤并后，方老师离开了我们村，到别的学校任教了。几十年来，我每次回到家乡，和村民、同学聊起读书时的情景，大家都对方老师赞誉有加，言语中流露出如亲人般的思念之情。而我受其惠泽的母亲一直念念不忘：“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

　　我是1976年下半年高考恢复后开始读初一的。我们村学校的老师们心情振奋，准备大干一场。1977年下学期，学校决定从我们上面两届毕业班中开展考试，择优录取挑选几名学生，作为插班生和我们这届同班学习。一天下午放学后，方老师把我叫住，对我说：“观德，学校要招插班生。你哥哥读书好，叫他后天回学校考试，不要忘了。”回家后，我就把方老师的话告诉父母。方老师可能是不放心。当天晚上，她又到我家里，跟我父母说了学校的决定，动员他们让我兄弟回学校读书。“你们的儿子读书好，让他年纪轻轻就在生产队干活，要后悔的……”后来，我的哥哥回到学校参加插班考试，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又调到金融系统工作。

　　几十年来，父母常常说：“如果不是方老师，观洪是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了。”我不是贬低农村，没有在当时农村生活过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农村人的苦和累的。“考出去，脱掉草鞋穿皮鞋”，可以说是当时学生和家长的唯一希望，是当时学生刻苦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学校和方老师为我的兄弟提供了重新学习、扬起希望、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哥哥回校插班后，毕竟有近两年没有学习，起初读起来有点吃力，方老师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习数学，还给其他任课老师打招呼，希望他们为我哥哥提供学业上的帮助。正是因为方老师的动员、鼓励和帮助，我的兄弟能够走出农村，外出深造，掌握知识，学习本领，实现了更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如今，方老师已过古稀之年。在她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她也许记不得当年在下宅口村学校教书时的事情了。但下宅口村的村民记住她，思念她；我们全家人思念她，感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