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山”不止的经济学家

　　——悼念胡培兆老师

　　□胡德伟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永康人民的优秀子弟胡培兆教授，于2019年4月26日22时在厦门逝世，享年84岁。

　　4月30日上午，厦门市集美福泽园思亲堂，哀乐低回。厦门大学党政领导、老领导，各机关部处、学院领导，离退休老同志，师生代表及胡培兆教授生前亲朋好友依依不舍送别这位著名学者、广受师生爱戴的杰出师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来电对胡培兆教授逝世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纪委原书记吴官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高丽来电表示哀悼、慰问并敬献花圈。教育部，厦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福建省有关部门、部分兄弟高校等单位及领导参加告别仪式或以不同方式表示沉痛哀悼，对家属表示亲切慰问。

　　一

　　胡培兆在永康的亲人、兄长胡岩火老师，在永康的同窗、好友胡国钧老师，是两位当年永康中学家喻户晓的名师，弟子多多。然而,前两年两人竟相继先他离去，以致胡培兆逝世的消息在家乡相关微信群中收到，已是数日之后。一位当代学术大咖，1985年设立的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首届获奖者，我国《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其辞世在他的家乡波澜不惊。

　　我与胡培兆老师发生联系是在1982年我即将大学毕业之时，见面则已在六年多之后。此前，由于我所读的管理系一年级公共课均在经济系上，复旦经济系和厦门大学有较多的联系，我对胡老师在许多权威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看了不少。但吸引我研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胡老师的论文紧贴我国经济变革的实际，不回避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运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的开放式的研究去破解难题，而且语言平实表达清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浙江为撰写毕业论文搞校外调查后回校途中，与出差上海的胡国钧老师同行，路上国钧老师谈起培兆老师，聊起当年他俩同吃同住，补习学业双双考上大学的往事，才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是我们永康人，国钧老师的好友。培兆老师当时兼任全国性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问题》的常务编委，而我们复旦其时没有一家经济方面的刊物（原有一家《经济学争鸣》，后停刊），这使我产生了向这位乡贤求教的想法。这样，毕业论文完稿后我就将一份复写稿寄给了胡培兆老师，希望他能“挤出百忙时间看一看”。不久，胡培兆老师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肯定了论文所探讨的问题对现实很有意义，也谈了他本人和编委会其他学者对文章的不同评价。我隐约感到他本人有将文章发表的意思，但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囿于当时的主流形势，似不宜勉强为之。而对于我来说，未一棍子打死就已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大约1983年4月份，国钧老师告诉我，培兆老师去北京参加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曾路过永康，提及我那篇论文的事，颇有惋惜之意。其时我经向省里争取，已调整毕业分配去向回永康工作。

　　因刚从大学出来，业余写作仍着眼于宏观探讨居多。记得写过许多大题目，后来逐步着眼于宏观经济与县级经济的结合。其间，《建立县级经济研究中心的设想》被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1984年第3期）刊登，又被《新华文摘》月刊（1984年第3期）转载。后来，一篇七千余字的稿子《试论县级经济管理》被1984年第3期《中国经济问题》（双月刊）以首篇位置发表，在当时的小城机关颇让自己兴奋了一阵子，我知道，这是胡培兆老师鼓励和提携的结果。

　　终于和胡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1989年2月14日（大年初九）的晚上，永康县的委办局机关干部在县委中型会议室听春节回乡探亲的胡培兆教授讲课。时任厦大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胡老师讲课简明、生动、坦率，娓娓而谈，忧国忧民：

　　“改革的实质是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去改造‘正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对‘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老一辈经典学家坚决反对。哪里有‘走一步看一步’？只有‘看一步走一步’嘛。而且这河不是小河而是大河，走几步就摸不着石头。”

　　“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不等于现在我们每一步改革实践都是对的。老百姓痛恨‘官倒’，但搞‘官倒’的都是与直接领导改革或搞改革有关的人。这就是矛盾。”“这几年，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先进方法没有学到，那些虽然可以学但不那么必要或不急于学的却学起来了。现在改革的方法基本上是旧的（行政指挥、行政手段）。”

　　敢言敢说，振聋发聩！回校后，他给我来信：“回来后将其中一个问题（整理），寄《经济日报》，日前刊出。”

　　1990年后我调动了工作，到新单位忙于事务，与胡老师联系较少。听说政协的同志曾专门组织去厦门大学拜访胡老师；市委书记、市长一次带领部分机关、乡镇一把手去福建、浙南考察，在厦门停留时曾和胡老师就永康经济发展进行了座谈研讨。

　　二

　　这位出生于浙江永康的经济学家非常勤奋，被形容为除去出差，“一年365天都在研究所”，连大年初一也不例外。他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编辑工作。外出开会，很少滞留参观游览，休会即返；每年暑假上级组织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可携带家属）到景区参观疗养，他一概谢绝。他说：“我业余唯一的爱好是爬山，不花一分钱利用大自然的恩赐，活络筋骨。”有一次和他的学生爬山时，胡培兆老师说了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大意是：爬山和做官过程相仿佛，都是登高，感受却不同。爬山是苦着上去，笑着下来；做官是笑着上去，哭着下来。爬山每一步都很辛苦，登上高峰，微风拂面，有说不出的愉快和舒坦，欢乐着下山来；做官则反之，每升上一级都很开心，到顶后不论是怎么下来的，心情都很忧伤。

　　胡老师一生都在做学问，而做学问犹如在陡峭山路上攀登，苦在其中，乐在其中。他还在上中学时，就已经知道中国有两个名气很大的经济学家，北大的校长马寅初和厦大的校长王亚南，人称“北马南王”。他对“北马南王”的仰慕和缘分，让他与经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胡培兆考进了厦大经济系，入学那天看到校门口悬挂着“热烈欢迎未来经济学家入学”的大红横幅，更是深受鼓舞。王校长亲自给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开课，“零距离接触”，“耳提面命”。马寅初是他的浙江同乡，进大学后他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先生的著作，特别是那本让作者遭受灭顶之灾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反驳外界对其批判的长文《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马寅初恢复名誉后，1980年胡培兆专门写了《马寅初先生的一本书》，在上海一家刊物上发表，对马老当年为维护学术尊严而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表示钦佩，马先生在病榻上看到此文十分感动。王校长的谆谆教诲和马寅初先生对真理的大无畏坚持，都对胡培兆走上政治经济学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两人的榜样成为他日后做学术所坚持的标杆，激励他一生专注于经济学，激励他一直到退休后仍然驻扎在学校为他保留的研究所办公室，孜孜工作，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直到逝世前不得已住院才戛然而止。

　　胡培兆从事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1960年毕业分配时，由于成绩优异，学校保送他到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可是到校不久，学校压缩研究生规模，他被调整为助教。后来又被下调回家乡浙江金华，在一个镇中学教书。落差之大，非常人能承受。“为国家分忧解难，责无旁贷。只是不能以所学专业为国效力，内心难免惆怅和遗憾，总期望能够归队。”他写信向王校长诉说苦衷。在王校长的劝导指引下，他便安下心来，在金华做长期打算，并练就了在逆境中上进的性格。他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但不忘专业，业余惜时如金，利用所有寒暑假研讨经济学著作，为《浙江日报》撰写经济专论。1977年，胡培兆终于被调回母校厦大任教。回校后，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马克思与<资本论>》，就是在中学教书时写的初稿。回校时他最大的遗憾，是王校长已去世八年，物迩人遥，伤感至甚。

　　胡培兆老师毕生奋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面对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始终“把自己安放在进步状态”中。他认为，经济研究的职责是面对现实研究和解决问题，从理论上为经济发展扫除障碍。凡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大问题，哪怕是爆炸性的，经济学家都不应回避，不能采取鸵鸟式的态度。早在1979年，他提出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观点，现在看来有局限性，但在当时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乃开拓破冰之举。实行市场经济伊始，全国一度出现市场疲软，胡培兆作针对性研究后出版42万字专著《有效供给论》，指出假冒伪劣商品等无效供给抑制有效需求，是市场疲软的主要原因，为市场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从1988年开始，胡培兆先后撰写了《简论剥削》《再论剥削》等文章，从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二重劳动价值理论，对剥削重新定义，提出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是合理的，不是剥削，只有侵犯劳动权益的额外所得才是剥削。这一超前性研究和创新性见解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他不怕压力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他以马克思的方法论对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也因此曾遭“商榷”乃至批判，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气质，坚持探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果。

　　胡培兆在学术研究中努力为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正名。厦大经济学科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是研究、传播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重要基地之一。针对西方经济学思想在国内经济学界受到过度追捧，针对当今经济学研究中过度追求表述语言数字化、表述方式定量化，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崇洋跟风缺乏使命感、责任感的现象，胡培兆大声疾呼：经济学研究不能永远甘做外国的小学生，中国经济学要说自己的话，我国要构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古典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从事实出发，与具体情况密切结合。1949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均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是必然的、必要的，将来应当有我们自己的中国经济学。为了消除对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加经济学的误解，可以将过去并用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通称为经济学。经济学是为搞好经济富国裕民献计献策而产生的，经济学研究要走在政治前面，做事前诸葛亮，而不能只跟在后面做讲解员、宣传员。

　　胡培兆老师学风严谨，坚持自己署名的文章每一篇都亲自写，从不要他人代写，也从不在他人主笔的文章上署名搭便车。他一生著作等身，先后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发表文论40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7篇，出版专著《马克思与<资本论>》《<资本论>研究之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国有资本论》《经济学本质论》《胡培兆选集》《有效供给论》等十几部。他对抄袭剽窃等不良学风深恶痛绝，坚决主张“两手抓”：一是要对涉案者“零容忍”，严加处理；二是要不断改善学术环境，营造出使不良学风无立锥之地的“零空间”。并进而指出对“学术平庸”问题也要高度重视，大量作品不抄不窃，但无创新，这是最大的学风问题。他主编的《中国经济问题》，是全国唯一公开声明“不卖版面费，以质量用稿”的刊物，并且不刊用两人以上署名的文章，以防止“搭便车”。他终生以鄙夷虚荣著称，为此还发生过一件“乌龙”：新中国成立60周年要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文丛》，胡培兆已经被内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函要求入选者“自我推荐”。他想：一个学者哪能推荐自己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于是回复拒绝。后来才知道，这种形式仅是表示自愿而已。

　　胡培兆老师做事认真，惜时如金，不仅在外面，即使在家里，也是伏案工作。家人纳闷：他为什么总是那么忙？胡培兆说：“我的著作不论读者如何评价，但它却是像爬山一样，独自写出来的，字字皆辛苦。”是的，他秉承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他学术与时俱进，永不停歇，他一生都在爬教学、科研、人生之山，生命不息，爬山不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