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千年望族繁荣兴旺的文化密码

　　芝英应氏家规传播满满正能量

　　□杨洪波

　　芝英应氏家规凡二十条共计3335字，由明代乡贤应尚道依据朱熹、王阳明的理学思想精髓，参考《朱子家训》的治家要典，并结合应氏家族的历史拟定而成。应杰（1433—1485），字尚道，著名乡贤应仕濂的长孙。人们因其能恪守践行，就称他为“孝友翁”。

　　应尚道少即随侍祖父应仕濂身边，后来随祖父走南闯北，经受历练。他理念明确，意志坚强，志有所得，必竟所成。

　　应尚道年轻时爱喝酒，而且喜欢豪饮，人称有“不醉之量”。后经友人规劝，从此滴酒不沾，足见其人有相当的控制力与执行力。

　　应氏家规鲜明地体现了这种个人品质，有注重务实和行即见效的特点。在明初封建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的背景下，应氏家规在总结应氏前人生存经验与智慧的基础上，继往开来高瞻远瞩，开创了其后应氏人才辈出，雄踞一方，望重三闾的格局。

　　应氏家规二十条：

　　1、建祠宇

　　2、守封茔

　　3、抚群从

　　4、事尊长

　　5、端心术

　　6、慎言语

　　7、养童蒙

　　8、行冠礼

　　9、议婚姻

　　10、严内外

　　11、谨称谓

　　12、崇节俭

　　13、治丧葬

　　14、时祭飨

　　15、贻世业

　　16、黜异端

　　17、厚宗姻

　　18、驭群小

　　19、供赋役

　　20、殖赀产

　　家规体现了敬祖践行、尊儒重礼的儒家礼治思想

　　家规第一条是建祠宇，第二条守封茔，第十三条是治丧葬，第十四条是时祭飨。一个二十条的家规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来交待与解决敬祖之事，相当不一般，个人认为具有皇家气质。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把这个看作是古代儒家“孝”文化的要求，熟视无睹，所以忽略而过，参研甚少。其实从多个角度看，家规这两个规定都隐藏着不一般的信息，值得深究。

　　首先是关于祠堂。芝英第一座明代的祠堂称“仕濂公祠”，也称“小宗祠堂”。是应尚道为了实现祖父应仕濂遗愿所建，于成化七年（1470），立祠堂于旧居之东。这座祠堂的意义是芝英现存的第一座民间联建的祠堂。

　　应尚道立小宗祠堂位置符合朱子家礼所讲的立祠堂于正寝之东的位置要求，从时间上则早于嘉靖的民间立祠的政策鼓励与完全放开，并写进家规文字里，可以讲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效用。从措施上看，设置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保证建祠堂与守封茔制度的落实，有相当强的操作性，也体现了资源配置上的高度重视。

　　从封建社会守丧之礼的要求看，就算儒家也没有要求世代守墓的。应氏家规第一条“世以为常”，第二条“子孙所当世守者也。”及“子孙毋或更张”的要求斩钉截铁，体现的是钢铁般的意志。应氏家规所确定的终身护祠守墓制度不得不说是很不寻常的。这些要求提出在经历过元末明初社会战乱，社会经济刚刚恢复的时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寻常之事。

　　从制度上要求世代守墓的并且有这个能力去实施的，只有皇家或者皇族。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到：汉代九卿之首的官职官名就叫太常，在秦代叫“奉常”，这个“常”字，本当作“尝”。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应氏家规中“世以为常”的这个常，肯定不是给付报酬的固定不变，而是给付报酬请人守墓这事不能变，以之为常。一个常字，是颇值得咀嚼的。

　　芝英应氏从历史上看，与皇家或者皇族发生关系的有四：一是始祖应詹（274—326）大儿子应玄（元），娶的东晋皇帝的圆贞公主。二是第七代先祖应昭（487---558）的长女，于梁朝太清三年（549）年入宫为简文帝淑妃。应昭封为太师、大冢宰。三是唐玄宗天宝四年（745），皇帝恩赐旌表牌坊一座，以表彰应先的孝道。三者与应尚道制定家规时已经相隔将近七百余年甚至千年之久，很难相信再能对于应尚道在制定家规时产生如何深刻的影响。与天成公祠门口是朝北的，芝英先前叫诸应，芝英家庙里供奉朱相公等一些线索结合起来看，家规关于敬祖守墓治丧建祠这些规定确实体现了与其他望族家规的重大差别，体现了尊儒重礼的礼治思想，并且有深厚的皇家文化背景。

　　家规体现了审时度势、仕商并重的治家精神

　　应氏家规第一条建祠宇中没有明确致仕方得建祠的规定，恰恰相反，芝英明初第一座祠堂小宗祠堂就是纪念应仕濂的，而应仕濂就没有致仕。家规第十五条贻世业、第十九条供赋役、第二十条殖赀产分别从管理家族公用、承担国家赋税劳役、子孙增置产业等方面对于经济问题作出详细规定，体现了应氏家族的重商精神。

　　这种重商精神来源于始祖镇南大将军应詹。应詹自东晋始于芝英屯田屯兵，开垦荒地，开发荒山，为子孙生存繁衍创造立足之基。应詹还从北方带来百工工匠，发展了芝英的五金工业与冶炼业，还带来中原地区的竹木手工业和建筑技术。应詹践行儒家思想，敦行儒教，把兴办教育、复兴儒学作为重振儒家思想的重要途径。正是应詹、应玄父子的大力推动，芝英应氏一族确立了重商重教的祖训祖风。

　　梁朝时陈朝的兵革与元初的兵革给应氏家族带来过灭顶之灾，应氏子孙沿台缙古驿道沿途避难并散居于沿线。这种举族遭难的人生经历自然给应氏后人留下了深刻烙印，经济是安身立命的重要基础，相信这会成为经历过患难的应氏族人的共识。也让执掌家政的应尚道思考如何才能稳定并繁荣本族。家规最终体现了这种思考，那就是仕商并重，以商立族，以仕兴族。

　　仕商并重的思想在南宋时就已由陈亮提出，而芝英由于手工业百工齐备，古驿道位置优越商贸发达，重商就更有基础。而由应仕濂首倡，应尚道实施的建祠举措，更是为应氏族人重商树立了典范，鞭策与鼓励了应氏后人在商业方面建功立业，为繁荣兴旺本族做出贡献。客观上也凝聚了应氏族人的人心与共识，是宗族自强的一种重要举措。

　　民国时芝英在二平方公里范围内留存着明清二代八十余座祠堂。可以说重商为建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建祠又为推动重商理念进一步提供了动力。

　　家规在管理制度方面更是设置了天地人三房轮管以及公共账目财务透明公示制度，集体决策机制及财务透明都给应氏重商精神的推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类比今天的现代公司管理制度里的董事会与监事会制约机制及财务年报公示制度，家规也是具有相当的前曕性。

　　家规明确了设学重教、善育人才这个应氏家族重启辉煌的必由之路

　　家规第四条事尊长，第五条端心术，第六条慎言语，第七条养童蒙，第八条行冠礼，第九条议婚姻，第十条严内外，第十一条谨称谓，都体现了教化子孙，加强修养的品德要求。

　　为进一步加强对子孙后代的教育，应尚道身体力行，聘请名师投资设立私塾，并亲自督学，走向教育规范化、长期化之路。在此之前芝英即有宋代紫霄观书斋；而明代应仕濂则有独建县学明伦堂的壮举；其后应尚道儿子应奎创建方塘书阁；侄儿应典创建五峰书院、丽泽祠；明代应屏山创建善林书屋；清代应孟义建造洞灵书院；清代应修创建西园书院；清代应鼎和建培风书院；民国应祖锡、应品仙父女创办毓秀女校、培英小学堂……非常有眼光的是应氏族人还为永康考生在金华、杭州等设立考生公寓，免费为士子提供食宿等便利，及自应仕濂独建县学明伦堂后长达几百年独资修缮县学等，更是为应氏家族营造了良好的社会人脉，应氏一族，受到永邑乡邻的普遍尊重。

　　家规之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芝英重教兴学取得丰硕成果。应尚道的儿子应奎，侄子应恩、应照都中了举；侄儿应典高中进士；更出现了不少商业、手工艺等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应尚道的下一代“恭”字辈人才辈出，芝英历史上称为“十八恭”，应奎、应恩、应典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据明清应氏宗谱《登进录》载，仅在这两朝出自应氏的进士、举人、贡士、庠生、监生以及各类官吏就达1000余人。

　　家规体现了率先垂范、宽恕厚道的良好家风

　　应尚道在27岁时执掌家政，当时其父母皆已亡故，系以长孙身份接受祖父应仕濂临终嘱托管理应氏家业。族中长辈众多，应当可以想见治家之时掣肘自也是不少，用制度理事管人就成了自然的选择。在咨请后来中进士、官居大中丞的塾师陈世良先生后，以身立教，立为“应氏家规二十条”。应尚道从27岁掌家至53岁亡故，共执掌应氏家族23年。现虽无明文记载家规制定于哪一年，但从情理思考，制定于其掌家前十年应更为合理。

　　从家规第三条“抚群从”看，一是强调自身的表率作用，“凡为家长者，自当检点，以端率人之本，而又主以公平，示以诚实”。强调家长要正人先正己，打铁要自身硬，处事要公正，过程要透明。这些对于管理者的要求今天看来都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二是对于不善者的处理态度，“体悉以宽恕慈惠，则群从有所观法，自将孚悦服从”，强调的是管理中的以德服人，方法上采用的是惠风和雨的垂范式教育方法，更要紧的是讲究处理措施上的循序渐进及改过则善莫大焉的宽恕厚道的精神。“夫为不善者，家长姑训之。训诲不听，又戒饬之。戒饬不悛，又会众楚挞之。楚挞而后有言，则告官惩治之。惩治而恶益甚焉，则削其谱牒氏名，不容参与燕会。三年改者复之”，连已经除名谱牒者，都可三年改者复之，重新入籍，真是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良苦用心。

　　应氏家族把大量的社会治理问题解决在宗族内部，极大地减少了官府的工作负担，对于社会风气良好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因此受到了官府的正面肯定。芝英应氏大宗祠堂依据家规作出的自治决定，明清地方官府都给予充分尊重，原则上不再改判。从这个角度看，家规具有准司法的作用。家规在明、清二代宗族自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客观上奠定了应氏宽恕厚道的良好家风。

　　家规的上述规定，一方面体现了一个少年老成的家长稳重谦和、朴素务实的管理作风；另一方面，也把一个末过而立之年即执牛耳掌重器者小心谨慎、低调厚道、处处受掣肘的管理者的无奈表露无遗。

　　永康市芝英历史文化研究会、永康日报社主办 总第11期

　　刊名题字 应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