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则奏免身丁钱小考

　　□林克成

　　宋·赵善括《钦定四库全书·应斋杂著》

　　正史记载未必就是判断史实真伪的唯一标准

　　关于胡则奏免衢婺身丁钱的史料，《宋史》本传及范仲淹的《兵部侍郎胡公墓志铭》均无记载，因而引起一些史学界人士的疑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只要不以正史记载作为判断史实真伪的唯一标准，还是可以从一些史料中证实胡则奏免身丁钱的真实性的。

　　据《宋史·仁宗本纪》记载：“明道元年（注：公元1032）三月，除婺秀州丁身钱。”（秀州为今嘉兴及毗邻松江地区）由此可以肯定，免除婺州、秀州身丁钱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毋庸置疑。问题只是此次身丁钱的赦免是否胡则所启奏。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从胡则的生平年谱引证。明道元年（1032）八月，胡则奉调回京，授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成了可以上朝面见仁宗皇帝的近侍大臣，有机会上朝面奏。据记载，是年江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同时天象反常，凶兆迭出。仁宗诏令群臣进谏，共商国事。在这种时势下胡则为衢婺乡人请奏，完全是有可能的。

　　胡则也有自作《奏免衢婺身丁钱》诗传世：

　　六十年来见弊由，

　　仰蒙龙敕降南州，

　　丁钱永免无拘束，

　　苗米常宜有限收。

　　青峰瀑泉呼万岁，

　　碧天星月照千秋，

　　臣今未恨生身晚，

　　长喜王民绍见休。

　　再者，原永康市文联副主席、本市胡公文化研究专家胡国钧老师还从以下史料予以考证。

　　一、宋·赵善括《应斋杂著》卷一载：”丁谓为相，苏秀获免。胡则在朝，衢婺遂蠲。”

　　二、宋·胡廷直《赫灵庙记》云：“始公被天子知遇，申命进秩，乃奏免衢婺身丁钱，到于今受其赐。”

　　三、元·吴师道《敬乡录》云：“今县之方岩庙食其盛。郡志以为公尝奏免衢婺丁身钱，民被其惠所致云。”

　　四、元·黄溍《胡侍郎庙碑阴记》载：“郡志言公尝奏免衢婺身丁钱，民被其赐为之立庙。”

　　五、明·应廷育《永康县志》载：“侯少时读书此岩，既仕，尝奏免衢婺二州身丁钱。人德之，遂因其地立庙祀焉。”

　　也有学者对胡则奏免身丁钱存有质疑。其理由之一是，据《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载：“至天圣中，婺秀二州犹输丁钱，转运司为言，乃除之。”就是说，天圣年间（1023-1031），婺州和秀州二地仍在征收身丁钱，两浙转运司将此事上奏朝廷，于是在明道元年三月诏令免除。当时胡则还未回京城。于是有学者认为，胡则与奏免身丁钱没有瓜葛。其实此事与胡则的奏免并不矛盾。据有学者分析考证，明道元年三月，婺秀身丁钱诏令蠲免后，各地未认真执行，有所反复，仍然继续加收。时年八月，胡则奉调回京，他抓住当时江南大旱，天象反常的时势，再次启奏，并且了解到衢州也干旱严重，百姓生活困苦，因此连同衢州一起向朝廷奏免衢婺身丁钱，终使皇上下决心赦免。这说明胡则为成功奏免起到了关键作用。窃以为，这样的分析也是合乎情理的。

　　总之，空穴来风,必有其因。胡则奏免身丁钱是有依据的，决非后人杜撰。

　　身丁钱的确是普通老百姓沉重的赋税负担

　　北宋的身丁钱是怎么回事呢？

　　身丁钱（也称丁身钱，简称丁钱），是封建时期朝廷向成年男子征收的一种赋税，因此也叫身丁税。此税起自汉代，后历代相沿。宋初，除四川外的南方各路（即省），不分主户、客户，均须征收。此税多数为五代割据政权所设。五代时，江浙一带为钱鏐的吴越国统治。太平兴国三国（978）吴越国归顺大宋后，仍继续征收身丁钱。

　　北宋时期，朝廷曾二次赦免身丁钱。第一次是大中祥符四年（1011），两浙、福建、荆州、广东等六路诸州，朝廷诏令免除。但是，南方一些地区为了增加各自财政收入，不久又恢复征收身丁钱的旧俗，其中两浙路的婺州、秀州依然征收如故。而且税额越来越重，贪官污吏往往借机勒索，中饱私囊，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于是明道元年（1032），朝廷再次布诏免除婺、秀两地的身丁钱。这就是胡则为民请命向朝廷奏免的身丁钱。

　　北宋时期，男子20岁为丁，六十岁为老，20岁至59岁之间皆为丁，规定此间每岁按户每丁交纳或钱或米或绢，总称身丁钱。

　　南方各地交纳的身丁钱，各不相同。如：

　　睦州（今桐庐、建德一带），六百九十五文

　　处州（今丽水地区），五百九十四文

　　温州、台州，两百五十文

　　苏州，两百文

　　衢州、婺州的身丁钱数额无从查考。但据宋·陈师道《后山谈丛》“吴越钱氏，人成丁，岁赋钱三百六十”的记载，衢婺身丁钱约在300文至400文之间。

　　古代的身丁钱折合现代的价值如何？据王德懋《北宋身丁钱研究》考证，北宋时100文钱值米一斗。按宋时的计量标准，一斗为9.25宋斤。一宋斤等于现代640克，那么一斗米折合现今为11.84市斤。这样算来，衢婺一带每个20岁至59岁的男子，每年须交纳身丁钱约40市斤大米。如果一户人家有4个男丁，每年则须交纳160斤大米。按照当时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这是何等沉重的负担啊！可见胡则奏免身丁钱，衢婺百姓是何等的兴高采烈!自然对胡则感恩崇敬，奉为“胡公大帝”，顶礼膜拜了。

　　在《宋史·胡则传》的最后部分，有四个字，千年来如同四块巨石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胡则乡党的心里：“则无廉名。”

　　“廉”字的解释一般都是指“廉洁”；“无廉名”，也就是意味着贪婪——难道，这位胡公大帝，在世时竟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巨蠹？

　　然而，胡则的墓志铭上却赫然有记：“其轻财尚施，不为私积，士大夫交称之。”

　　也许有人对这类文章不屑一顾，认为为人作墓志自然要多加溢美，谀墓罢了。但为胡则作此铭的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铁骨铮铮，千百年来公认的正直，即使是当朝天子，也无法令他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

　　他就是慨然道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被朱熹誉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的名臣范仲淹。作为后辈，范仲淹曾在胡则部下任职，他对胡则的评价无疑是很权威的。

　　于是问题来了：史官所云的“无廉名”与范仲淹笔下的“轻财尚施”，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胡则呢？

　　当我对照史书墓志铭，将胡则的一生细细捋一遍后，恍然大悟：胡则的“无廉名”，祸根居然就是这“轻财尚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