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

　　□郑骁锋

　　四

　　“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这是即位当年，王莽颁布的一道诏书，通篇文字洋溢着对社会不平的愤慨和对贫民奴隶的同情。当然，这也可以看成王莽做“伪”的一贯表现，何况根据历史经验，这类诏书通常只是官样文章，越是声泪俱下越是不关痛痒，只是画饼充饥，以供瞻仰罢了。

　　但王莽的这道诏书还有具体的实施细则：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

　　“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

　　“五均六管”，实行盐、酒、铁器官卖，把铸钱和山泽地产利益收归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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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西方很多学者对王莽充满了好奇。他们惊异地发现，在那个连耶稣都刚开始传教的“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甚至有人恭维他是“封建主义寒冬中提前报春的社会主义之鸟”。

　　确实，读着这些充满善意的诏令，现代人会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这些诏令真的是两千年前出台的吗？这简直就是上世纪革命家宣传的施政纲领！

　　然而，就是这全力以赴的改制，把王莽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天下大乱后，起兵反抗新朝的各方势力中，有一支由隗嚣建立。隗嚣发布过一篇著名的讨莽檄文，列举了王莽有三大罪：逆天，逆地，逆人。

　　檄文并没有扭曲事实。王莽的改制，的确违背了自己救济贫弱的初衷，动机与效果截然相反。

　　不是说不需要改革。早在汉武朝，董仲舒就已经对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而忧心忡忡。到王莽当政时，形势进一步恶化，土地兼并和贫民破产，已接近失控，整个社会就像一个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如何改变这种极度危险的局面，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执政者必须考虑的。

　　平心而论，王莽的改制，从诏书文字上看，很多确实深中时弊。比如“王田”，宣布土地国有，平均再分配，“一夫一妇田百亩”，超过限额的将余田分给他人；比如承认奴婢同样是人，禁止被当成牲畜一样买卖；比如对工商业进行国家统筹统治，平衡物价，创立政府贷款制度，限制豪商大贾和高利贷者敲骨吸髓。

　　实际上，类似的政策，王莽之前也施行过一些。比如汉武帝时的“均输”“平准”、盐铁官营，就是王莽“五均六管”的前身；限田，则从晁错董仲舒到后来的师丹，倡议连续有人。

　　可为何只有王莽一败涂地呢？

　　根据班固的分析，第一条原因就是王莽以为“制定而天下自平”，只管发布诏令，却不着力于兑现。

　　当然，班固此论相当深刻。但王莽若果真管杀不管埋，只下诏不负责，一路“伪”到底，或许还不至于败得那么快。问题还在于，王莽根本就缺乏落实这些诏令的实力。

　　以均田为例，削多补少，实属虎口夺食。以武帝之强悍，推行算缗令，向商贾征收财产税，还遭到过强烈抵制；遑论王莽新朝禅让得国，根基未稳，商贾权贵则又经近百年壮大，双方力量此消彼长，谁肯俯首贴耳，割肉予人！

　　在此情形下，王莽劫富济贫的改制，势必步履维艰；何况他的规划还远远高于武帝、董仲舒、师丹。董师等人只是呼吁限田，他却要彻底均田！

　　“王田”“五均六管”，尽管失于疏阔，毕竟还算有的放矢，可王莽其他一些新政却实在有些莫名其妙。短短十几年，他竟四次改变币制，到了后来，连龟甲贝壳都上了阵。揣摩其心，可能基于一种对金钱的厌恶心理，认为钱为商贾剥削贫民的工具，是万恶之源——这种看法其实由来已久，早在元帝时，就有大儒贡禹提议废钱。每改一次币，便引发一次全国性的大混乱，可怜新莽子民被王莽繁琐而奇怪的币制换算搞得苦不堪言，“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此外，他还热衷于变换官制官名，频繁更改郡县名称，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有的郡甚至被改了五次名，把官民搞得晕头转向，很多人连自己现在做什么官、籍贯该称何郡何县都弄不清楚，写公文时只能用小字注明原称。这样无谓的举措与“王田”一起，被隗嚣归纳为“逆地”。

　　同样被改名的还有“高句丽”的“下句丽”，匈奴单于的“降奴服于”——安宁几十年的边疆再次燃起了狼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