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二千石

　　□郑骁锋

　　四

　　是非曲直暂且按下不论，这几桩公案隐含着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武帝之后，但凡如张严之类棱角分明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很少有人能得到好结局，而龚黄等却开始大行其道——这是否暗示着中国的历史逐渐开始消解锋芒？

　　古人云《汉书》可以下酒，读张敞、延年传，果真醇烈畅快，叱咤生风；循吏传主则个个五官模糊，言语无味，寡淡如白水，久读令人昏昏欲睡。

　　社会由无数个体组成，按理个体的活力也就决定了社会的活力。然而吊诡的是，泼辣生猛的张敞被压制，矫饰驯顺的黄霸被重用的时代，竟然是西汉两百多年中最接近太平的盛世——昭宣中兴。

　　说是中兴，实质上昭宣时期应该是两汉的巅峰——“文景之治”被后世视作盛世楷模津津乐道，据说粮价由汉初的每石五千钱跌至每石十钱；而宣帝时，只要五钱一石，即使是最遥远的西北边塞，每石也不过八钱。

　　不必再举其他诸如匈奴来朝之类的文治武功，只此一点，便足以说明昭宣时期国力之富，民众之安。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武帝末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后的短短几十年内。

　　如果将昭宣中兴与武帝一朝相比较，意味更觉深长。无疑，武帝时代，从天子到大臣，帝国的性格张扬到了极致，可同时也将帝国拖到了悬崖边上。

　　而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迅速起死回生，说白了也很简单，不过还是“休养生息”四字，就像从前开国之初那样。

　　只是昭宣的“休养生息”，与文景又有所不同。文景时是用黄老之术，纯然无为，任凭各阶层自由恢复——帝国元气少加抑制，充沛之后直接推动了武帝的放纵；而昭宣时则更多是在休养的同时收敛牙爪，外儒内法，锻铸一个不像武帝那么喜怒任情，而是坚实森严的秩序。

　　这应该还是晚年武帝自己定下的方针。所谓昭宣中兴，霍光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昭帝在位的全部十三年，连头带尾，霍光足足为刘家掌了二十来年的舵。而霍光，正是武帝亲自选定的托孤大臣。

　　史载，霍光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稳重。在武帝身边侍奉了二十多年，小心谨慎，从未犯过任何错误。有人甚至发现，他每次出入宫殿，脚步都落在相同之处，分寸不差。

　　武帝相信，霍光绝对能将脱轨太久的帝国马车，勒回到最平坦的道路上来，并从此像他自己的步伐一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不走歪。

　　“上顺公法，下顺人情”，秩序总是和维护它的循吏相配套的。随着霍光的橐橐靴声，黄霸们的好日子一步步近了。

　　《史记·循吏列传》只载先秦人物，《汉书·循吏传》除文翁为景帝末，其余五人全部都是宣帝时人。

　　天下太平。

　　当中兴与新秩序按照预期目标同时实现后，那个问题又逼到了眼前。

　　谁能回答：对于社会整体，个性与秩序，哪个更重要？

　　直到一百多年前，性格狂狷的章太炎，反思汉史，心情还无比矛盾，言辞更是苦涩悲凉：“史公重视游侠，其所描写皆虎虎有生气；班氏反之，谓之乱世之奸雄，其言实亦有理。”

　　他的这段话是有感于班马二人对待游侠的相反态度而发的，某种程度上，同样可以用于张敞延年。所谓游侠，一大特点就是好使气，不屈服世俗权威，这也是张严等人的根本病症。尤其是延年，被归入《酷吏传》，而酷吏执法不避贵戚，遇强愈强，往往与侠本质暗合。且班马皆已点明，许多酷吏都有任侠习气或者草莽背景：宁成“好气”，“为任侠”；义纵“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打家劫舍），为群盗”；王温舒“少时椎埋（盗墓）为奸”。严延年的锄强扶弱，和张敞“五日京兆”，以待罪之身，在天子脚下顶风严惩势利之徒，更是大有豪侠之风。

　　班固坚决支持朝廷严厉镇压游侠，在《游侠传》的开篇，他便描绘了一幅理想中的社会框架图：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直至庶民，每种人都处在各自的等级安分守己，这样才能上下相顺，国泰民安。

　　基于这样的态度，提到司马迁浓情重笔描写的朱家郭解等大侠时，班固尽管也承认他们“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逸之姿”，可还是论定这几位豪杰“罪已不容于诛矣”，即使身死族灭，也是罪有应得。

　　这样的评语，同样可以移用于侠以外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是谁，只要你的存在威胁了秩序的稳定，即使“有绝逸之姿”，“罪已不容于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