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刘英烈士

　　——写在刘英诞辰110周年之际

　　（上接5版）

　　好 父 亲

　　刘英与丁魁梅育有一女一子；刘英牺牲时，女儿刘小英才2岁，儿子是遗腹子，叫刘锡荣。1940年，浙江省委曾秘密从温州转移到丽水城郊的夏河村。刘英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为了便于掩护，丁魁梅曾一度将寄养在天台老家的女儿抱回身边。刘英很爱女儿，常抱着她看了又看，亲了又亲，脸上泛出甜蜜的笑意。他深夜工作久了，会走过来看看女儿，就又有了精神。他对丁魁梅说：“我们有了革命的后代了，为了千千万万的后代，我必须坚持工作……，”于是，又伏案工作了。

　　但有个晚上，他抱着女儿思索了一阵，对妻子说：“女儿毕竟太小了，要哭要哄抱她，我们分散了精力，日子长了，对革命工作难免有影响，还是送回天台请岳母辛苦一些吧”。俩人沉默了片刻，刘英又愤愤而激动地说：“我很爱女儿，谁说共产党没有感情呢？共产党员是最有感情，最有理智的人！只不过我们都把对亲人，对父母和子女的爱集中到对受苦受难的群众身上去罢了。我们不惜流血牺牲，都是为了千千万万受压迫剥削的人民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丁魁梅被刘英的这番道理所感动，为了革命，为了千千万万的亲人，决定骨肉分离，再次将女儿送到了天台外婆家。俗话说，大爱无疆，刘英夫妇当年送走心爱的女儿，说明他们慈祥善良，通情达理，以国事为重，而将对子女的厚爱深深埋在心灵深处的好父亲。

　　好 邻 居

　　中共浙江省委驻地在丽水夏河村期间，刘英装扮成一个避难的商人，化名“王志远”，大家叫他“王老板”。白天，他们装作没有什么事的人，出去散散步，给邻居生疮的孩子洗手、换药，并讲些故事。小孩淘气，邻居的大人打孩子，“王老板”会去劝解，夫妻吵架，“王老板”也去劝架。有一次，邻居一个穷孩子，没有鞋子穿，脚板被刺破了，无钱医治，烂得不能走路。“王老板”知道后，就给他敷药，并在丽水城里用自己节约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双鞋子给他穿上。邻居孩子们身上生毒疮，在“王老板”治疗下，也一天天好起来。

　　地保长王玉坤的两个孩子也生疮，也是“王老板”治好的，王保长很高兴，在他的眼里“王老板”不仅是位开店的“阔老”，而且是位慷概大方、知书达礼、友善慈心的好心人。邻居们都说“王老板”人好，称他为“先生”。王保长识字不多，平日有公文来，也恭恭敬敬地请“王老板”读给他听。上司要苛捐杂税、派壮丁，也找“王老板”商量。日子一长，越来越相信“王老板”。不久，由称“王老板”改称“王先生“，最后还认起亲戚改称“王老板”为“小叔”了。他哪里知道，这位通情达理，待人亲切的“王老板”竟是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曾任红军挺进师政委，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大名鼎鼎的刘英呢？不过，从刘英从事地下活动时对邻居们的友好行为和和善态度，也可看出共产党人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的好作风！

　　好 战 友

　　刘英参加革命初期，曾任红四军军部会计、出纳股长。有一次，刘英在写一封家信时被毛泽东看见。毛泽东看他文笔不错，刚好军部缺少文秘人员，就把他调到军部当了文书。后来，刘英又下到连队，先后任连政委、营政委、团政委。1931年至1933年，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四师政委、第一军团第三师政委、第九军团红三师政委、红五军团第十四师政委。

　　1934年，中共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前夕，为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完成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1934年7月7日，党中央将红七军团（后与红十军团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建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早于红军主力长征3个月，提前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赣皖四省，以牵制大量敌军，掩护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刘英时任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先遣队主力在江西怀玉山遭受七倍于己的敌军围攻而失利，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军团领导人被俘（后牺牲），刘英、粟裕率先头部队突围。2月，中央决定，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进入浙江开展游击战争。

　　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队伍逐渐发展壮大。1935年11月7日，成立了中共闽浙临时省委和省军区，由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1936年8月，通过浙南地下党组织，挺进师与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自1937年起，根据中央的指示，刘英等人和临时省委其它领导人一起积极投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斗争。1939年7月，在平阳县马头岗和冠尖召开了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刘英被选为省委书记。同时，选举12人为参加党的“七大”正式代表，刘英任代表团团长。同年10月，刘英曾率浙江代表团到达皖南。后来因山西发生晋南事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遭破坏，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七大推迟举行。11月，根据中央指示又返回浙江坚持斗争。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东南分局与中原局合并，成立中共华中局，刘英为华中局委员。7月7日，中共中央任命刘英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浙江、福建、江西三地工作，直到1942年2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捕。5月18日，刘英在永康方岩英勇就义。

　　刘英一生身经百战，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军队指挥员，也是机智勇敢、爱兵如子、先人后己的好战友。据解放后曾任中共温州地委书记的龙跃同志在《高尚的阶级友谊》文中回忆：“1935年1月抗日先遣队在江西怀玉山突围时，刘英同志右手已经受伤，和战友们一起突围。当大家冲向最后一道封锁线时，敌人从碉堡里向他们猛烈射击，在战士们前面，正好有道一丈多高的山坎挡住去路。龙跃第一次往上爬时，掉下来，子弹像雨点一样射来，十分危急。第二次却一跃而上，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刘英用左手把他托上去的。龙跃想伸手拉刘英上去，他却向龙跃摇摇手，然后抓住一棵小树也一跃而上了。每当回忆此事，龙跃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在那样紧急时刻，刘英不顾自己的伤痛，先照顾他人，后照顾自己，这种高尚的战友情谊，使龙跃终身难忘。

　　又据解放后曾任中共浙江、山东等省省委书记的谭启龙同志著《革命的友谊》一文回忆：“1939年5月，谭启龙与严永洁结婚。1940年严永洁怀孕后，东南形势非常紧张，为安全起见，党组织考虑让严永洁跟王仪（李一氓同志的夫人）一起到丽水去生小孩。当时浙江省委机关所在地设在丽水，严永洁跟王仪合租一间房子，生活比较艰苦。严永洁生下小孩后，因红汞过敏，晚上不能睡觉，得不到很好休息。刘英、丁魁梅夫妇得到消息后，不顾白色恐怖，冒着极大危险，秘密来到严永洁的住处，给她带去纱布、药品及营养品等。由于当时党的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刘英是不轻易露面的，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他们的到来，给了严永洁极大的安慰，使她很受感动。刘英说：我跟谭启龙是好朋友和好战友啊！你的身体不好，我当然要来看你，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我会尽力帮助你解决。刘英被捕后，组织上安排丁魁梅到上海，我帮她找好住处后，她生下儿子刘锡荣。期间我和严永洁给予她们力所能及的照顾。5月18日刘英在永康方岩牺牲，我和严永洁悲痛万分，为我党失去一位优秀的领导人，我失去一位好战友感到痛惜。”在刘英身上，体现了党的高级干部对革命负责和对战友负责的高度一致。

　　1942年5月18日黎明前，刘英和战友中共衢属特委书记张贵卿两人同时被枪杀。当时有幸在农民程兆修和三天前被释放的狱友程绍庭的关照下，两位烈士的遗体得以埋葬在方岩山下青山拥翠的马头山麓，并种了两株刺柏为记。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两老协助浙江省慰问革命老区代表团四分团团长陶健同志寻找到了烈士忠骸，就地建墓安葬。改革开放十年后，永康市委和政府重新筹建刘英烈士陵园，并请刘英的老首长聂荣臻元帅为陵园题了字。刘英的老战友粟裕大将为墓碑题了字。刘英儿子刘锡荣得知后，于1992年在给当时省委领导李泽民等同志及永康县委县政府的信中提议，陵园建设一定要简朴节约，对人民群众因拆迁造成的损失进行及时的补偿和恢复。同时明确表示，不仅和父亲一起就义的张贵卿烈士墓要建在与父亲墓并立的地方，而且几百位在永康牺牲的烈士墓都要迁入陵园内，让生前的战友永远相伴，安息在一起。现刘英烈士陵园已成为我市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过去我们宣传革命先烈，多数把他们描绘成是一些视死如归硬汉子的形象，但其实他们也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普通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他们对战友和群众无限关心照顾。刘英同志既是坚强的革命家，同时也是心地善良，为人厚道的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好邻居、好战友。从人性的角度看革命烈士，他们将会显得更可敬可亲，更高尚感人；更令后人信服和敬仰。

　　刘英烈士“以百姓心为我心”，是一位高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身上集中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刘英烈士为了追求革命理想所践行的事迹，即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开拓未来。我们相信永康人民一定会在刘英烈士的精神激励下，对实现党的理想及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更加有信心，对坚持党中央的“八项规定”和“反四风”战略部署、三严三实的要求，执行得更自觉、更彻底、更坚决。

　　后记：作者为永康市和谐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文中史料依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的《刘英纪念文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于2002年纪念刘英牺牲60周年编）。本文完成后，承蒙胡德伟、黄建社及党史办等同志作了勘误和补正，市纪委有关领导为该文写作提供了很多支持，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