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乡贤程文德在广东信宜任上倡议集资迁学

　　新建书院以婺学宗师学堂“丽泽”为名

　　□龚剑锋 孙丽丽

　　程文德（1497—1559），字舜敷，号松溪，明代浙江省金华府永康县（今浙江省永康市）人。

　　同历代的名士一样，程文德除了做官，就是讲学。“讲习而不息焉，明诚以尽性焉。不舍昼夜，放乎四海也。”程文德热衷于讲学，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

　　他学识渊博精深，诲人不卷，为官清廉，赢得了后人的景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被贬为不上九品的小官仍创办学堂，聚众讲学

　　程文德的讲学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即故里永康、广东和南北两京。

　　程文德讲学生涯最初起于故里永康，最终也归于此。在故里的讲学时间较长，具有持续性，深入性，因而影响较为深远。嘉靖元年，程文德26岁时，便在故里创办了“松溪书院”，聚集一些志同道合之人在书院切磋琢磨学术。此后他开始在各地讲学。程文德自考取功名之后，大都在外为官，很少回故里，因而家乡士人为了能一求文德的指教，也顾不得一些忌讳与规矩。嘉靖十七年，文德葬其父于家乡的龙山，为尽孝道，他建庐于父墓之侧，日夜守护。很快周围的士人，无论远近，接踵而来，纷纷自建庐舍环于墓，以期能求学于文德，久而久之，这些庐舍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学舍了。最终则是在净明寺的旧址建成了“龙冈书院”，其诗有云：“龙山精舍近龙川，栋宇初成思豁然。固址昔传僧八百，新堂今聚友三千。”由此可见当时盛况空前。等到其母过世时，程文德迁父母坟于龙蟠山。程文德则居于附近的塔塘。“寿山距塔塘咫尺，先生旧蒇修地也，至是复集同志者，讲学乎其中。学者无远近，并以及门为幸。”程文德晚年落职后，仍有许多士人追随求教，而他亦是讲学而终。

　　在广东任职期间，是程文德从事教育活动最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里他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程文德因同年扬名事，被贬广东高州府信宜县典史，尽管这只是一个不上九品的小官，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的讲学。程文德初入广东不久，梧州总督陶庄敏就请留主讲梧州岭表书院，当时“两广诸名士翕然从先生游”。其间他著有《岭表书院谕学》（上下），意在“劝学立志”，他认为“夫学，莫先立志而已矣”，“天地之间舍学无事矣”。同时，倡导他的“致良知”之说。他的讲学受到了两广学子的欢迎。后来他的门人李献忠在其所编的《岭表遗教录》的序言中写到：“传曰中心悦而诚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其至也”，把他的讲学提到了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即使只是短暂的受业，李献忠等人在16年后也仍然记忆犹新。

　　在梧州做了大概十个月的停留后，程文德便离开岭表书院到高州府信宜县。程文德最初讲学于高明书院，使得高州诸生纷纷聚于书院，听其讲学，一时之间“一州五县诸生可进者聚于书院中”。程文德也是“迪以躬行之教，每举何、王、金、许之学，朝夕与之讲明，学生多感悟而兴起焉”。同年冬天，程文德见信宜县学“门庑虚圮，文庙仅存，荆榛芜秽，学官生徒咸外舍”。为改善这种状况，程文德倡议集资迁学，很快使得校舍焕然一新。在县学之后，又另建了丽泽书院，士人纷入，为时宗慕，书院名称源于故乡婺学宗师吕祖谦之金华丽泽书院。

　　程文德被贬广东期间，创办学堂，聚众讲学。由于其精于思辨学术，获得了广东学界的好评，许多名士更是慕名而来。他不倦讲学，培养了许多人才，促进广东教育的发展，广东“人文不振”的状况一时之间大为改观。门人梁维芳等人专门编写《窦江集》来追忆程文德，其中写到：“松溪子以醇正之学接孔孟之传。由诚敬入门，平静虚凝道，以知行合一，六经子史，贯然讲授，皆沨沨乎兴起焉！故其所揭示之言，皆标为学之准；凡待其侧者，接发道德之蕴；所吟咏之诗，皆抒性情之积，无非嘉惠斯地，而皆所以陶铸诸生。”

　　两次担任大主考，选才不拘泥于书文

　　嘉靖十四年（1535），奸相汪鋐被罢免后，程文德得以升迁，离开了信宜。十年后，他被升任为广东按察使，提督学校。但未赴任便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但他与两广学生留有深厚的情谊，于是寓书六章：一曰自爱，二曰辨志，三曰务实，四曰尚行，五曰敦本，六曰持谦。以此督促岭南诸生，岭南各学校均为誊写，揭诸明伦堂，表示以相遵守。

　　在南北两京时期，程文德的教育事业达到了辉煌。从他个人的角度而言，他身兼政教二职，此刻合二为一。他开始担任主考，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等考官、学官。

　　在南北两京的讲学，最初起源于他首次参加京试。程文德酷爱思辨学术，“学之不讲，道弗明也；讲而弗习，道弗行也。是故以问会友，以友辅仁”。而即使在参加京试的紧要关头也不忘讲学。首次进京之时，他便在柏林寺，“聚诸同志者，辨证其学术”，而对于京试却只是“间相与从事举子业，然终不以此妨讲学功。”京试终因与大主考有亲嫌之故，而未能应试。嘉靖八年，程文德庭试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此次及第距上次京试已有五年之久，但这五年中他并未因举子业而中断过讲学。他就曾在灵岩寺，聚同志者，讲学其中，并且编写了《策学类聚》，供士人学习经济时务。

　　程文德为官期间曾两次被任为大主考，负责人才的选拔。早在嘉靖十一年（1532），他便担任了同考会试。二十多年后，他再次被招为主考，选拔了更多有用的人才。会试结束后，程文德因明周慎竣事加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典教庶吉事。为培养实干人才，他不拘泥于“第课书，业诗文”，而是“身先笃行，虽日程以艺，而笃实之教恒先责成焉。”

　　除此之外，程文德还担任过南京国子监祭酒，为了办好国子监，使监生学有所成，定下了严密的六条监规：曰同寅恭，曰肃威仪，曰敦诚信，曰慎出入，曰戒躁进，曰正次舍，曰禁宿弊，以此培养学生的行为道德修养。他还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增加了一些新的教学设施，兴建了射圃，修葺了号房。同时为六馆生讲“孟子鸡鸣而起”章，发明其义，劝勉学生，希望学生能刻苦攻读，虚心求教。程文德的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作《鸡鸣倡和诗》四章，“传诵于诸生，六馆生感发兴起。诗传诵，无不佩服而赓和者。”

　　强调道德教育，以身作则感化学生

　　明代，程朱理学早已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程文德自小受到这种教育的熏陶，成为程朱理学的忠实继承人，但其曾从学于王阳明，而王阳明却虽入朱学而出朱学，虽入佛老而出佛老，故程文德的整个知识体系基于程朱理学，却又异于程朱理学，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如此。

　　程文德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人做人，而做人的模范便是圣人，一个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便是成为“圣人”。在他看来“圣贤吾真师，富贵何足数”，以师圣贤才是学之正道，为此要学有所成，就必须以圣贤之学为学。圣贤之学首要的便是立志，要立圣人之志，要“有必为圣人之志”，向圣人看齐，将来才能成为真正的圣人。程文德一生教人无数，然而每次诲人必先教其立志。他从事教育之初便写下《益斋砭剂》，书痛惩条目十条，同时警觉自己和后人。他认为如果“立志不笃，屡奋屡费”，只能是无知之人。在其《岭表书院谕学》中更是直接写明：夫学奚先，立志已矣。

　　同时，他继承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良知即天理也，致之体也，其功一也，然其本则在乎立志而已，孔子所谓志学是也。意思就是，良知是天生的道德观念，人人都有，而人要做的便是通过学习来恢复、显露、发挥这种天生的良知。这也就表明人人都有良知，从而人人具有成为圣人的条件，而能否成为真的圣人，首先在于立志，从而论证了受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是这种立志并非随意，“世之士有志于富贵者矣，有志于功名者矣”，这些并不都是真正的志，只有有志于道德者，“圣贤是也”。程文德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坚持“成立，道德也。道德不足，虽位至三公，犹未成立。”他认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道德才可以称之为志，然后才能“语学问之道，格致诚正，戒惧谨独，则其涂辙焉”。对于学生的道德教育，他不仅是通过言语的教导，更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感化学生，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道德规范。而他本身确实如此，“公性孝友，事二亲尽志，善处其伯兄，常以礼义训其族人。”程文德反对“功利主义”，反对只为追求功业而学。他主张读书应“必反之身心焉”，反对死记硬背，追逐功利，作文只要得其义，而不必雕章琢句。

　　最初，程文德只是聚集同志者相互探讨切磋，规模与影响非常有限。等到担任广州信宜典史之后，程文德开始在一些较有规模的书院讲学。之后，程文德开始担任学官，由业余转为专职从事教育。他一生诲人不倦，对学生要求又相当严格，并以身作则，所以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人才，有郭希颜、吕希洵、王瑛、李献忠、梁维芳等名士。

　　(作者之一龚剑锋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程文德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