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望支援抗战往事

　　我的父亲吕公望（1879年——1954年），原名金银，字叔尚，号戴之，学名占鳌，是浙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光复南京时任“浙军攻宁支队”参谋长，为光复南京立下了战功。1916年他被公举为浙江省督军兼省长，率领浙江起义讨伐袁世凯。1937年7月7日，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吕公望就立即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缨抗日，结果只换来几句抚慰之词。无奈之下，他回到家乡永康。

　　□吕师煜

　　临危受命创办难民染织厂支援抗战

　　1938年2月，日军占领杭州后在钱塘江北岸炮轰南岸，难民们扶老携幼溯江而上，潮水般涌向永康，每日多达上千人。为此，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省民政厅长阮毅成专程来到吕公望寓所共商解决“难民潮”之良策。吕公望提出：“一、可移送一部分难民去福建崇安农垦；二、可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创办难民染织厂，既可以收容难民，又可用发展生产来支援抗战。”这两个建议得到了黄绍竑的肯定。特别是第二条，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又能直接支援抗战，是个一举多得之良策。黄绍竑竭力邀请老省长吕公望出山，吕公望毅然接受了邀请，担任浙江省赈济委员会主任，全权负责筹办“难民染织厂”事宜。黄绍竑拨专款十万元法币作开办费用。吕公望将自己开纱厂和开矿所挣之钱全部都投到创办“难民工厂”之中。

　　1938年4月11日，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厂正式成立，吕公望任总经理，黄人望任副经理，蒋仲珊任总干事。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厂总厂设在永康芝英，利用那里的大小祠堂解决了厂房问题。另在县城和后槽桥、太平等八处开设22个工场。当天从各地来的难民就有3800多人。工厂还请杭州来的医生为难民和百姓治病。

　　难民染织厂以生产棉布为主，供给第四军需局、第五军需局和福建省军用被服厂。1938年至1940年，由于原料充足，产量逐年增长。1940年产布高达100206匹。1941年至1942年日军袭击东阳、轰炸永康，沪港被封锁，原料断档。1943年仅产布9230匹。由于棉纱紧缺，吕公望成立了浙江贸易公司，与上海东南公司签订了桐油换棉纱的协议。

　　1944年，吕公望提出面向社会开展多种经营，办起炼油厂、铁工厂、手车队、船泊队、畜牧场和农场等，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省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心和资助，工厂终于度过了困难时期。1945年抗战胜利后，浙江省赈济会难民染织厂完成了历史使命，吕公望把一部分钱分发给难民作返乡安家之费用，剩余的300多万元悉数上交给省政府。

　　难民染织厂在8年间共生产布匹287700余匹、棉纱20余万斤，赈济难胞每年三四千人，同时还捐款捐物支援抗战。据知情人说：“难民工厂的捐款就够买一架飞机。”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评价说：“该厂在抗战八年中，不仅自始至终维持数千难胞的生计，而且生产上也有突出贡献。既支援了抗战，又解决了民众的需求，实在是有功于国家和社会的。”

　　1948年3月，因赈济难民有功，国民政府向吕公望先生颁发“嘉惠义民”的匾额以示表彰。

　　组建永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支持《民众壁报》

　　1938年初，吕公望等人成立了“永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由县长朱惠清兼主任，吕公望为副主任，全面负责实际事务，做了不少事情。

　　一、组织中小学生作为宣传募捐的主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宣传队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和交通银行去宣传募捐时，各家银行的行长和员工们都纷纷捐款。中国银行行长金润泉当场摘下金戒指捐出来。许多工商界人士和群众踊跃捐钱捐物。著名的老药店“童德和”老板当场就捐了巨款。

　　二、1938年6月，在自卫会下成立了永康县出征抗敌军人家属优待委员会，吕公望被选为委员。永康各大宗族纷纷响应，并用祀产来优待本族的军属。为募集全年的抚助费，吕公望带领12人会同政工队一起下乡募集到2万余元，年底分发到2500余户军属手中。由于优抚工作出色，永康县每年都超额完成征兵名额。

　　三、胡济涛等人创办的《民众壁报》，以唤起民众团结抗战为主旨，摘编《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上的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方针，影响面较广。吕公望积极支持《民众壁报》，并将该报负责人吸收到政工队工作。1938年4月，《民众壁报》改版为四开铅印，改名为《抗卫报》，成了“永康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机关报。

　　将军府内设联络站，保护中共党员和新四军失散人员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大局出发，将新四军皖南部队向北转移。为部署北撤后我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中共东南局决定成立政治交通队，在金华等地区建立起31个联络站，其中永康、兰溪为东南局直属联络站，指派何鹏担此重任，要他在永康吕公望府邸中建立起联络站。

　　何鹏（1917-1992年），后改名何世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侨务办主任，其父何遂与辛亥革命先驱吕公望是生死之交。1940年12月，何鹏到永康并带来其父的信函。吕公望看信后就说：“你就住在我家吧。师简（吕公望之子）与你从小如兄弟般一起长大，有他，你好有个照应。”何鹏就将中共东南局永康联络站设在吕公望的将军府内。吕公望对家人说：“何鹏在我这里是非常安全的，谁也不会去碰他。”

　　1941年1月6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北上抗日的新四军遭到了国民党七个师的围袭，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阵亡。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突围后来到兰溪联络站，后到丽水与省委书记刘英见面，再到永康联络站。为安全起见，吕师简以吕公望的宾客名义将饶漱石等人安排在可靠的旅馆住下。日后饶从报上获悉中央军委在苏北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消息，决定立即北上，并请吕师简设法护送他们赴沪。在吕公望的默许下，吕师简以“跑单帮”之名邀请几位知名的“小开”，与扮作商人的饶漱石一行前往上海。吕公望三子吕师济通过关系开出了特别通行证。经半个多月的惊险历程，终于抵达了上海。

　　永康联络站成立后，许多共产党的上级指示和任命都是由联络站传送出去的，并接待了许多共产党员干部和新四军失散人员。华中局拨给浙江省委的经费也是先汇该站再转汇给浙江省委。1941年10月，何鹏调温州工作。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被逮捕时，何鹏夫妇立即通知交通员周友珊夫妇火速避往吕府而逃过一劫。不久何鹏被调往桂林。在抗战中起了极其重要作用的中共东南局永康联络站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

　　（作者为吕公望先生的第五子，浙江舞台设计研究院退休，曾任民革杭州市委常委 、文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民革文史委员会顾问，浙江省孙中山研究会理事）

　　吕公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