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茶馆今昔谈

　　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大塘沿小学任教，常往来于县城至永祥大路。记得大塘沿的岔口处，有位中年妇女借用路边的凉亭摆了一爿茶摊。亭内陈设简陋，除了一张四方桌、4条“四尺凳”和烹茶用具，就是那墙壁上用木炭写成的一副茶联了：“四大皆空，坐片时，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喝一杯，各自东西。”

　　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幅浅白通俗的即兴之作，至今不时呈现在我的眼前。因为大道通天，人来人往，谁也不认识谁，一杯茶水落肚，就各奔东西了。此联写得有点禅意，想必那位过客是一位乐天超脱，看够了人间悲欢离合的觉者。

　　茶馆，古称茶肆，俗称茶坊、茶店、茶摊、茶楼。到了现代，即由茶吧、咖啡吧等取而代之。茶是中国的“国饮”，茶馆文化就成为民俗传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文化之一。

　　追溯永康茶馆的由来，不得不从民国时期永康的交通说起。当时，永康公路因为资金短缺，营运时停时续；水运则依赖得天独厚的永康江而比较发达。而永康江古有“蓑衣江”之称，江水受制于四时替换，水涨得快，退潮也快。水涨时、帆船顺流而下，经武义江、婺江、兰江、钱塘江，直达杭州。水落时，竹排拉纤，蛇行运输，可达兰溪、富春江。平时，尤其是天旱时，船夫、排手以及商贾等人就纷纷来到县城周埠、卢埠、县前埠、河东埠、胡店埠等5个水陆码头的茶店歇脚、吃茶和聊天了。可以说，县城茶馆是伴随永康航运业的发展应运而生的。

　　民国时期县城的茶馆店均属私人经营、并无店牌，亦无固定营业时间。较有名气的有德龙、宝康、老堆、老刀、老堂及妙莲寡妇茶馆店等。1940年开设在县前巷的“大众茶社”独树一帜，由孔成均和胡韬两人合办，孔成均任主持，胡韬及大儿子当司炉兼待客。他们规定晚上7时开始营业，到11时收场。茶客中除了吃力气饭的平民百姓，当然还有穿长衫马褂的常客，以及西装革履的商界士人，茶客常常过百人，生意十分兴隆。后因日军进犯永康而被迫停业。当时县城茶馆，主要功能大致有五：一是养心之所。大多茶客，只为一杯清茶，慢慢啜饮，细细品味，潜心静气，休憩消困，养精蓄锐；二是聊天之地。茶客们咸相入席，或相对而坐，或三五一桌，时而高谈阔论，时而窃窃私语，道人生，说风俗，阐宏旨，谈天说地、酌古论今、家事国事，轶闻趣事，海阔天空，无不涉猎；三是生意经坛。船夫筏民，各方商贾、讨价还价、招揽生意，交流商业行情，当场达成交易；四是娱乐场所。民间艺人一展身手，唱鼓词、说道情，娱已又乐人。当然，还有讲“薛仁贵征东”“三国演义”“水浒”等故事的。五是调解阵地。每当民间发生纠纷，当事双方可在茶店陈述理由，各自请行业头面人物或茶客当场判定是非曲直，令当事人心悦诚服，其约束力不亚于法院的民事裁决。

　　更为有趣的是，茶客在用茶实践中，经过归纳、演绎，提炼了许多言简意赅，寓意深长的永康谚语和歇后语。如“响茶不滚，滚茶不响”“好茶不怕细品，好事不怕细评”“等茶不滚，等细囡不肯”“茶不响是滚，细囡不响是肯”“酒食头杯，茶食二盏”“若要茶叫好，冬天穿棉袄”“手舀翻转炖茶——难得之客”“冷水泡茶——慢慢侬”等等。这都丰富了本地的民俗文化和地域方言。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不断，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茶馆生意日趋清淡，茶店逐渐萎缩。偌大县城在“文革”前夕大概只有山川坛致和巷茶店在苦苦支撑。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笔者已调至民主小学执教，曾受邀到致和巷茶店宣讲过一次“王若飞在狱中”的故事，颇受茶客欢迎。后来，经过“破四旧”，茶馆几乎销声匿迹。

　　改革开放后，茶馆行业开始复苏。有的人还在家里正儿八经辟设茶室。饮茶成为时尚，不管是爱喝茶的或是原先没有品茶习惯的，也都手捏紫砂小茶盅啜起工夫茶来。那种悠闲、惬意、自在，赛如神仙。如今遍布大街小巷的茶吧、咖啡厅等等，无论在数量、规模和品位方面，都是旧时茶馆所无法比拟的。如永康紫藤阁茶馆，近溪临街，交通方便，环境清幽。茶楼不仅有珍稀名优绿茶、乌龙茶、红茶、保健茶，还有几十种干果茶点、新鲜水果任人品尝。二楼还设有自助餐，几十种美味佳肴，地方风味小吃供享用。旧时茶馆与之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林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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