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瑞英

　　14日，朱老师长长地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就这么安详、恬淡、无悔无忧地合上双眼，似乎他在长达96年的人生苦旅中走得累了，少憩片刻，想不到就此长眠了。

　　1949年冬，我考入永康中学，当时的校长（主委）就是朱观成先生。1952年我读初三，教室设在静斋公祠。当时朱老师患肺病休养，就住在教室边上一间小厢房里。那时的朱老师不到40岁，瘦小的个子，说话轻声细语，却不怒自威。早自修时间，他常半躺在天井里的一张藤椅上，手拿一本线装书在看，有时会坐直身子，望着我们七音八调读英语、背古文。晚自修时他也会从门窗里探头朝教室扫上一眼。他这一瞄，那偶尔有些响动的教室，顿时鸦雀无声了。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当时还戴着“右派”帽子，在生产队务农的我，被永中聘任教语文。第一天到学校教导处报到，碰到一别20余年的朱老师。办好手续，我擦着满脸汗珠，嗫嚅着开了口：“朱校长，您还记得我吗，那个1952年春季提前毕业，星期一开周会，常被你叫去上台角、立正站定挨批评的‘皮大王’？”朱老师含笑一端详，便点着头说：“可能，可能！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嘛！不过，当时常站台角的好像不光你一个，还有几个呢？他们都在哪儿？”于是，我把“松鱼头”“螳螂干”“白眼斜”“波斯猫”这几个“狐朋狗党”的近况一一报了出来。

　　先生治学严谨广博，他钻研过方言音韵，擅长古文，是永康语文界前辈，德高望重。有一次，他同教导处副主任程远松老师听我上宋濂名著《送东阳马生序》。下课后朱老师悄悄招手让我过去，问我：“刚才那句‘寓逆旅主人，日再食’，你是怎么讲的？”

　　“寄宿在客栈主人家，一天只吃两餐呀。不对吗，校长？”我回答。

　　朱老师摇头说：“客栈主人家是旅店么？怎么会一天只吃两餐呀？”他告诉我，宋濂家贫好学，曾在寒冬腊月冒着风雪，行走百里从师求学，山路崎岖难行，常借宿于山村农舍，不能白吃白喝，有时得帮人家干点活。东阳浦江一带，称暂借一宿的住处为“主人家”。既然不收钱，饭食上就只得听凭主人打发了。山乡清贫，一天两顿山芋、芋头、玉米糊，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而旅店，一般提供一日三餐的。

　　我连连点头，从此我上课再不敢对书上注释、前人诠解囫囵吞枣，食而不化了。

　　在永二中，我爱钻图书馆是出了名的，朱老师也是常客。有时他会喊住我，问我这句诗出自哪一篇名家名作；那个典故来自何朝何代；这个字有几种读音、几种用法含义，问得我惶惶悚悚，汗流浃背，期期艾艾地说：“朱校长，容我回去查查再回答你，好吗？”

　　陈寒川先生和我是金华中学同窗，酷爱购藏图书善本，后来在“文革”中遭厄，失佚不少。一次，朱老师在旧书摊上见几本扉页上有寒川藏章题跋的古籍，就买了下来，还给寒川。寒川感慨地对我说：“几本书看似小事，但先生的亮节高风重千钧！”

　　朱老师虽然已经离我而去，但他的音容笑貌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他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玉掷金声，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永不能忘，也永不敢忘的纪念啊！

　　惊闻噩耗，深夜不寐，披衣而起，泣撰一联以祭：天道无私，何期泪洒江南雨；人间有情，千百学子悼恩师。

　　恩师千古！恩师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