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0年，一队车马浩浩荡荡驶离咸阳。四十岁的秦王嬴政开始了他自称为始皇帝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巡游。

　　始皇一生五次远巡，这第一次，他选择了一直向西。

　　关于这次巡游的路径，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记载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只字未提巡游的目的。

　　不过，后世学者却从司马迁留下的简略记录中，看出了此次巡游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认为，始皇西巡，明显带有报功于先祖的性质，因为就在前一年，秦国终于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而秦，最初的发源地，正是在帝国的西部，在始皇巡游的路线上。

　　但是，这个伟大帝国的源头，长期以来，却隐没在始皇庞大车队扬起的尘土中，影影绰绰，辨认不清。

　　咸阳，只是秦国最后一座都城。根据《史记》记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秦都，应该是“西垂”。然而，尽管《史记》多次提及“西垂”，司马迁却并没有指出“西垂”的具体所在。

　　因此，“西垂”究竟位于何处，成了早期秦史研究中难以破解的一大谜题，甚至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所谓的“西垂”，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地点，而是时人对西方边地的统称。经过艰苦细致的考证，人们也只能粗略得知，西垂都邑的大致地望，最大的可能是在汉代陇西郡的西县地，也就是今天的天水市西南一带，至于进一步的位置，就众说纷纭，无法确定了。

　　谁也没想到，就在众多专家和学者苦苦寻觅时，这座被史书有意无意掩饰的神秘都城，竟然以一种极其惨烈的姿态重现了人间。

　　龙骨，一味颇为神秘的中药材，来源于古代大型哺乳动物，如象、犀牛的骨骼化石。但对于二十世纪的考古界，这种奇特的药材，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还原失落历史的珍贵拼图。

　　1900年，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通过龙骨上的甲骨文，顺藤摸瓜，在河南安阳找到了隐身于文献几千年的殷墟，将一个原本已经逐渐迷失于传说中的朝代标注出了确切的坐标。

　　九十余年后，也是因为龙骨，秦国最初的秘密，露出了冰山一角。

　　1987年，甘肃礼县几位农民听说大堡子山出产龙骨，为了补贴家用，便结伴上山挖寻。不料随着锄头一声钝响，却挖出几尊生满绿锈的青铜器。一处大型古墓葬群就此被发现。

　　那几位农民不会知道，他们无意中挖出的，竟然是一个古老帝国埋藏得最深的根，或者说，大秦帝国最隐秘的“龙骨”。

　　只是令所有学者痛心不已的是，出现在他们眼前的这截秦龙之骨，却已经遭受毁灭性的重创，只剩下一地碎片。

　　大堡子山挖出古董的消息传出后，盗墓贼闻风而动，山上的几座大墓几乎被盗掘一空，无数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

　　痛定思痛。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大堡子山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总共清理出两座大墓、两个曲尺形车马坑和九座中小型墓葬。尤其值得庆幸的是，随后几年，在大堡子山西汉水南岸赵坪村边的圆顶山，又发现了一片包括四座贵族墓葬和一个车马坑在内的秦人墓地，虽然也曾遭盗扰，但因地下水淹没和抢救及时，大批贵重陪葬品保存了下来。

　　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大堡子山古墓葬群，即为秦西垂陵墓区。

　　随着西垂陵园的确定，秦，这个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帝国，其缔造发展，前世今生，一步步壮大的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秦人历经夏商周，从一个部族最终成长为一个帝国，跨越千年。这其中有几个相当重要的节点。如周孝王封非子于秦邑、周宣王封秦仲为“大夫”，之后又封其子庄公为“西垂大夫”，秦人的地位一步步上升。

　　而对于秦人命运最关键的一次赐封，发生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封庄公的儿子襄公为诸侯，并赐以岐山以西的土地，秦至此建立国家。

　　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两位墓主究竟是谁，由于陪葬品的流失与破坏，考古工作进行得十分艰苦，也因此得出过很多不同的结论。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的观点已越来越趋向一致：长眠于此的，最大可能就是秦襄公、文公父子。

　　因而，对于秦国，这两座大墓的意义更加非同一般。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公元前770年，是秦的开国元年；而秦襄公则应该是秦国事实上的国父。他与五百多年后的秦始皇，如同大秦帝国的两座高峰，首尾辉映，将一部秦史演绎得神完气足。

　　根据《谥法》，“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义、甲胄有劳曰襄。”一个“襄”字，高度概括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秦人，对这位开国之君的景仰和感谢。

　　而大秦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国土，抑或说襄公最初的基业，就建立在西垂这片土地上。

　　不过，其实早在襄公之前，秦人就已经在西垂苦苦经营了很多年。至迟在殷商，秦人的远祖就已经定居于陇山以西的西汉水中上游地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是《诗经》中很著名的一首诗，但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首缠绵悱恻的情诗，竟然出自秦人。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得知它确切的作者，不过，诗中蒹葭、白露、河水等词汇所营造出的美景，用来形容当时的西垂，倒是十分贴切。

　　殷周时期，西垂地区是一片由西汉水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河谷川原，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十分适宜部族的繁衍生息。

　　然而，很多年间，这片水流宛转的沃土，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祥和，而是充满了血腥与变数。

　　《史记》中，西垂经常被司马迁用另一个名词代替：西犬丘。

　　这里的“犬”，并不是贬称，而是指一个以狗为图腾的部族，犬戎。

　　商周时期，中国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华夏族之外，还生活着诸如戎、蛮、狄、夷等所谓蛮族，后者常常被兼称“蛮夷”或者“戎狄”。

　　以白犬为图腾的犬戎，属于“戎狄”之一，而且是诸戎中势力最大的一族。大致生活于今天的陕、甘一带。早在炎黄时代，犬戎就表现出了强大的武力和侵略性，并与华族发生过多次战争。西周后期，随着王室腐朽、国力衰退，犬戎再度崛起，不断骚扰边境，甚至进入关中在国都丰镐一带劫掠。其中一支，经泾水进入渭水上游，出现在秦人的西垂。

　　“西垂”、“西犬丘”，一地而两名，足以证明在这块土地上，秦人先民与犬戎争夺之激烈。

　　双方的争夺，可以高度浓缩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只鸟与一条狗，围绕着西垂的殊死搏杀。

　　与犬戎的白犬一样，秦人，同样有自己的图腾：“玄鸟”。

　　所谓“玄鸟”，就是燕子。关于秦人与燕子，有这么一个古老的神话，还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

　　从前有个名叫女討的姑娘，是五帝之一颛顼的后代。一天她正在纺织，忽然有只燕子飞过，掉下一只蛋。女討看到，就捡起来吃了，谁知道吞下这只蛋后，她竟然怀孕，并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被取名为大业，就是秦人的祖先。

　　对于鸟，秦人十分崇拜。在《史记》中，能找到很多相关的记载。比如：

　　大业的儿子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

　　大费的儿子大廉“号鸟俗氏。”

　　大廉的玄孙猛戏、中衍，“鸟身人言。”

　　晚商时著名的秦人首领“飞廉”，名字的意思就是一种飞行速度极快的神鸟。

　　随着时代的接近，“鸟身人言”之类过于荒诞的描述逐渐隐退，但直到秦仲，古本《史记》还称他：“知百鸟之音，与之语，皆应焉。”而秦仲，正是秦襄公的祖父。

　　这种对鸟的极度崇拜，在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中也得到了验证。

　　流失海外的西垂陵园文物中，有一批数量很大的金饰片，尤以一种鸱枭形金饰片做工最为精美。

　　不过，除了鸟之外，大堡子山秦公墓还出现了另一种动物的身影。

　　与那批鸱枭形金饰片同时出现的，还有两件金虎。

　　西垂陵园中，金虎的出现并不是孤例。比如大堡子山青铜乐器坑，也发现了三只呈回首蹲距状的铜虎，而圆顶山秦墓所出青铜器的附饰中，虎与鸟同样突出，某些器物上，虎的形象甚至超过了鸟。

　　虎，百兽之王。很明显，秦这只“玄鸟”，在与“白犬”的长期争斗中，逐渐长出了锋利的爪牙。

　　正是这种变化，令周王室对秦这支部族有了新的认识，而秦，也因此获得了一次次蜕变壮大的机会。

　　最初的秦人究竟来自何方，这也是一个至今未能定论的谜题。

　　随着考古资料陆续被发现，秦人来自东方的说法越来越为人所接受。尤其是秦人与建立商朝的殷人之间亲密的关系，可作为“东来说”的有力佐证。

　　殷人来自东方，也以鸟为图腾。而秦人在协助殷人灭夏朝、建立商朝的过程中，功勋卓著。这导致周朝灭殷立国初期的一百多年里，秦人受到严厉打压，一度沦为奴隶。可以随意买卖、赠送，与牛马无异。即便是秦人的首领，也常常被周天子征去服役。

　　不过，这种局面很快便有了改变。

　　与其他部族相比，秦人有一项特别突出的才能，养马和驾车。史书记载，秦人的远祖伯益，即“为舜主畜，畜多息”；后来的列祖中，费昌曾“为汤御”，中衍曾为商王大戊御，而著名的周穆王远游，为他驾车的造父，也是秦人。

　　对马的嗜好，已经成为秦人的基因。被认为记述秦文公东猎的《石鼓文》，几乎每章都提到马，而《诗经》中的《秦风》，对于秦人擅长畜马、驭马的习俗，更是有详尽描写，其有关马称、马具及驭马驾车的术语，令人叹为观止。史上最著名的相马专家伯乐与九方皋，最著名的典故也都出自秦国。

　　由于这项才能，秦人逐渐又获得了周王室的赏识。

　　到了周孝王时期，秦人擅长养马的消息传到了王宫。孝王因此将秦人首领非子，召他来给王室养马。非子不负所托，将周王的马养得膘肥体壮。孝王很器重他，便划出一块名为“秦”的地封给他，将他由奴隶升为附庸，嬴秦之名由此得来。

　　所谓附庸，只是一种依附于大国的异姓政治实体，地位比卿大夫的封邑还低。

　　由此可见，最初进入周王视线的秦人，不过是类似于马夫的形象，秦人得到第一次犒赏，也只是因为养马有功。

　　然而，随着西周王室逐渐堕落，他们对抵御戎狄蛮族的骚扰越来越力不从心。内外交困之际，周王们的目光，重新落在了身边的马夫，同时也是犬戎的世敌，殷商时期一度承担起“在西戎、保西垂”使命的秦部族。

　　公元前827年，号称“中兴之主”的周宣王即位。即位当年，血气方刚的周宣王就颁布了一条命令，封秦仲，也就是那位懂鸟语的秦人首领，为大夫，以“诛西戎”。

　　由附庸到大夫，秦人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级。不过，对于秦仲和他的族人来说，这次封赏，代价实在有些惨重。

　　因为，就在不久前，犬戎再次攻占了西垂，并将留居的另一支秦人全部屠戮。

　　族仇国恨，如今合二为一。公元前825年，大夫秦仲率领族人由秦地出发，杀向了已经沦陷于异族的古老家园——西垂。

　　遗憾的是，无论是宣王还是秦仲，似乎都被愤怒影响了判断，过低估计了犬戎的实力。

　　等待他们的，依然是一次惨败；秦仲本人，也被犬戎杀死。

　　不过宣王并没有失去对秦人的信心。他将秦仲的五个儿子召集起来，好好勉励了一番，然后，交给他们一支七千人的队伍，命令他们再次征伐西垂。

　　战事的激烈可想而知，最终，宣王和秦仲五子取得了胜利。被犬戎侵占将近二十年的西垂，重又回到了秦人手里。

　　经此一役，宣王对秦人抵御犬戎的能力更加重视。他再一次奖励了秦人，册封秦仲五子中的老大庄公为“西垂大夫”。

　　庄公回到西垂祖地居住，将西垂与孝王封与的秦地连成了一片。从奴隶，到马夫，到附庸，到大夫，再到如今的西垂大夫，秦，这个古老的部族，在一次次残酷的战斗中，悄然成长着，悄然进行着从“鸟”到“虎”的演变。

　　现在，他们距离真正的诸侯，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将这关键的一步，交给了庄公的儿子：襄公。

　　公元前777年，庄公去世，襄公继位为“西垂大夫”。

　　犬戎虽败，但没有远遁。庄公一死，他们以为有机可乘，再一次将军队气势汹汹地开到了西垂。继位之初的襄公，面临着一次事关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此次犬戎之围，史籍并未记载任何具体战事。但我们可以知道，胜利一方仍然还是秦人。不仅秦人部族安然无恙，而且从此与犬戎的战争逐渐远离西垂，此后的文献再也没有出现蛮族威胁西垂的记载。

　　这场已经无法详考的战争，自始至终充满了诡异和暧昧。

　　襄公是庄公的次子，通常情况下，没有资格继位。但长子世父，是个血性汉子，毕生以犬戎杀了自己的祖父秦仲为奇耻大辱，竟因此将爵位让给自己的弟弟襄公，发誓不杀戎王，绝不回西垂。然而，在一次战役中，他却被犬戎生擒活捉。

　　奇怪的是，第二年，犬戎却突然释放了世父，将他完完整整地送回西垂，交给了襄公。

　　这样平和的一幕竟然能发生在秦与犬戎这两个厮杀了几百年的世仇之间——

　　在历史舞台上的初次亮相，襄公便给人以高深莫测的感觉。从极其有限的史料中我们得知，其实早在犬戎卷土重来之前，他就将一个妹妹嫁给了戎人中的一个部族酋王为妻。

　　从后来的事迹看来，襄公并不懦弱。嫁妹于戎的举措，与其兄世父的愤怒相比较，更加显得意味深长。

　　一个并不懦弱的领袖，居然会向负有血海深仇的敌人伸出橄榄枝，这样的行为，最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襄公心中，已经有了比复仇更大的目标。

　　整个天下，都隐约听到了从西垂传来的一声虎啸。

　　■郑骁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