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首个烈士纪念日。

　　为了缅怀烈士功绩、弘扬烈士精神，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传承中华民族血脉，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这一天，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开展烈士纪念活动，充分体现了“国庆勿忘祭先烈”的情怀。这是一次圣洁的悼念，一次记忆的唤醒，更是一次意志的激励，激发国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报和市委党史办联合推出专版，讲述部分永康先烈英勇、光辉的事迹，让我们永远铭记，从中汲取一种精神力量。

　　■通讯员　曹妃妃　胡燕

　　李文华（1906—1948），出生于芝英镇雅庄村贫民家庭，以做裁缝为业。1939年，李文华在芝英开成衣店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事业，以裁缝职业为掩护，宣传革命，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他担任交通员，往返于永康和金华、义乌、浦江游击根据地，传递文件，保护过往人员，每次都能出色完成任务。1945年，原金义浦农民抗敌总会会长应飞奉命回到永康，隐蔽在李文华家里，秘密重组武装队伍。李文华热心帮助和掩护来往人员，保障他们的生活和安全。4月，李文华带领队员镇压了西卢村的恶霸，取得武工队第一次缴枪战斗的胜利。1948年1月，国民党县长亲率军队进剿根据地，情况危急，李文华围魏救赵，突袭县城迫使敌人撤军。8月，六支队第七大队成立，李文华任大队长，深受战士们爱戴。10月，李文华在大塘下战斗中壮烈牺牲。

　　文华是全村人眼中的好人

　　口述：李福亥（李文华的邻居，83岁）

　　李文华参加革命时，我当时只有十三四岁。

　　文华参加革命后，开始打游击，有时候也回家住。后来，他带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文华的家进出来回不方便，那么多人也住不下，就住到我家来了。他们都是夜里很晚回家，第二天早早地就出去了。

　　文华个子高高大大，在我们村里“迎罗汉”时都是拿大刀的，是站在最前面的“大刀手”。当时我大哥也跟文华一起“迎罗汉”，一起打游击。我记得文华那时候头发长长的，人长得帅，也很能干。文华对手下的人很亲和，对老百姓很和善，疼爱小孩子，也特别尊重老人。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文华他们在俞溪头那边打仗胜利后，他带回来一把枪给我看，跟我说这是胜利战果。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真枪，很兴奋。文华一边给我看枪，一边还给我讲战斗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暗想文华大哥真了不起，对他崇拜极了。

　　那几年，文华回雅庄基本都住在我家。我家就在村庄最边上，进出很方便，出了大门口就是一口塘，顺着塘沿走，没有人会注意到。

　　文华的父亲早就去世了，家里有老娘、妻子和一个弟弟。后来文华妻子生了个女儿，从这以后文华就很少住家里了。当时国民党经常以“剿匪”的名义来抄家，把整个雅庄村团团围住，还把文华家翻个底朝天。有一回国民党来抄家，文华的母亲把文华藏在楼上的谷柜里，躲过一劫。我记得当时国民党经常把村里的老百姓抓起来，盘问文华藏在哪儿，又拷打又请坐的，软硬兼施，引诱老百姓只要说出文华的下落就会有重赏。

　　那时候生活真的很苦，很难得吃上白米饭。文华他们参加革命更是辛苦，上午只能够睡一小会儿，下午要出去了解情况，晚上又要出去行动，没日没夜地忙，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冬天下着大雪也经常赤着脚走路，有时候一个晚上要走上几十里，甚至百把里的夜路。

　　文华对我们好啊，我总是记着他。文华牺牲的时候，村民们都感到十分可惜，都说他是个好人。

　　抗美援朝雕塑公园

　　抗美援朝雕塑公园是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以及金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浙江省国防教育基地。公园内，设置抗美援朝展览馆，展示有500多张照片，建有大型纪念雕塑1座，陈设曾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战斗机、高射炮等物。

　　抗美援朝战争，是继抗日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永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以高度的爱国热情积极支援了这场以弱对强、反侵略反霸权的国际主义战争。永康人民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也承受了极大的牺牲。在永康籍参加志愿军的1477名战士中，有72名永康优秀儿女血洒疆场，长眠在异国他乡。

　　父亲参加革命

　　我们总是在逃命

　　口述：吕台奎（吕思堂的儿子，92岁）

　　父亲参加革命，我们总是在逃命；东躲西藏的逃命生活是我唯一的记忆。

　　我父亲有四个儿子，我是老大，7岁，下面还有三个弟弟，一个5岁，一个3岁，父亲牺牲时，还有一个小弟弟在母亲肚子里没出生。

　　那时候，父亲很少回家。当时我们全家在上海，有一夜，父亲匆匆忙忙赶回家中，我母亲刚好不在家。父亲就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儿啊，等你娘回家，你们马上回永康去，一定要赶紧逃回永康去啊！”这是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父亲对我说的话。尽管那时候我还小，似懂非懂，但是父亲说的这一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我心里。

　　那一夜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父亲，后来听说父亲被杀了。那时候“剿匪”很严，母亲带着我们回到永康，就一直在逃命。母亲带的孩子多，逃命很困难，就经常把我跟二弟寄养在别人家中。不久，三弟和四弟在逃命中染上了“天花”，一夜间双双夭折了。我深刻地记得，在父亲牺牲后的三年里，我们母子三人就一直在逃命，除了逃命，还是逃命……

　　阿爷心里装着老百姓

　　口述：吕双禄（吕思堂的孙子，64岁）

　　虽然没有见过阿爷，但我心里对阿爷有话说……

　　那是1990年清明节的前两天，具体哪一天我也记不大清楚了，我阿爷的墓刚刚建好。当时有人对我说：“怎么这么巧，刚好就是在60年前的今天，一早上整个派溪吕村就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形势非常紧张。我和你阿爷就躲在田畈后面的那个小山上，你阿爷一点也不害怕，很镇定地对我说，‘今天要是派溪村没事的话，我们就躲着；要是派溪村有事，我们就是死也要冲出去啊！’”

　　阿爷心里装着老百姓，如果连累派溪老百姓受害，他就坚决不会自己躲起来，一定会冲出去的。

　　我的父亲是阿爷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我从6岁开始就跟随阿奶生活。阿奶经常给我讲阿爷的革命故事，讲得最多的就是阿爷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要是我们打下了天下，大家以后就可以享福了，现在苦点累点都没关系，总有一天革命会胜利的。”

　　我阿爷说得对啊！他们那一代人的英勇无私，换来我们子孙后代过上了好日子。阿爷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吕思堂烈士

　　吕思堂（1895—1930），又名吕思恭，化名吕镇江，象珠镇派溪吕村人，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靠外出打铁谋生。1928年，吕思堂回永康召集一批穷兄弟，公开拉起队伍，决心与地主豪绅斗争到底。中共永康县委对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队伍给予足够的重视。8月，吕思堂在党组织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9月，中心县委把这支队伍正式命名为“永康工农军”，任命吕思堂为工农军司令。这是共产党领导下永康的第一支工农武装。永康工农军不断发展壮大，到1930年发展到800余人，威震一时。9月，吕思堂赴上海购买枪械，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保安处侦悉，逮捕入狱。吕思堂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不久被枪杀。

　　李文华烈士

　　在冰冷的水中连续作业18个小时

　　口述：吕思法（抗美援朝老兵，84岁）

　　1937年，我7岁，刚好开始上学，日本人入侵永康，我们在学校就学唱九一八歌曲了。我亲眼看见日本兵烧杀掠夺，他们住在三十里坑，山顶上放个大炮台，经常下山来抢东西。记得最深刻的一次，日本兵从寺口开始放火，烧到长恬、邵宅，成片成片地烧。寺口有个村民，逃到猪栏背上，被日本兵发现，被绑在猪栏门口活活烧死。

　　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4月份我跟邻居一起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经过训练后，8月份到了朝鲜，开始长达5年的战斗生活。

　　战争很残酷、很艰苦，那几年的经历是我一生都难忘记的。1952年，我们是工程兵，担负着架设桥梁保证钢铁运输线畅通的任务。我记得那是7月中旬，江水因连日下暴雨而猛涨，我们的木料全被冲进了江里，全连战士都去抢木料。八班有个战士被大浪冲进了水中，我来不及多想，马上冲过去把他拉了回来。

　　就在这时，卫生员也被洪水卷进了水深十多米的炸弹坑中。我跑过去一头跳进水中想把他拉上岸，一开始拉住了他的一只脚，但是浪太大，他又被卷了进去。我拼命拉了他三次，终于把他拉上岸，可惜他呛水过多没能抢救过来。我们都很悲痛。

　　那年冬天，上甘岭战役接近尾声，那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美军对我方运输线狂轰滥炸，我们架设的一号桥、二号桥都被炸断，送往前线的物资被迫中断。我们接到命令，必须在24小时之内架通桥梁，恢复交通，于是临时决定修建一条水下便道。

　　当时气温-20℃以下，江面上已经结成厚厚的冰层，但江水还没有封死。我们选择了一处水流急、江水浅的河段，打算用草袋装进石头，在江水中铺成便道。我们分三个小组，一组在溪滩装石头，一组把石头运送到水上，一组在水中铺道。我被分配在水中铺道。江水冰冷刺骨，双腿一下子就麻木了，被冰块划破流血都不知道痛。我们在冰冷的水中连续作业18个小时，午饭、晚饭都没吃，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把路铺通。我一上岸就昏倒了，卫生员把我抬回去，不停地给我搓双腿，我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把永康抗美援朝的整个历史完整记录下来

　　口述：黄明军（抗美援朝老兵，82岁）

　　日本人入侵永康，我刚好10岁。7个日本人来到舟山，全乡的老百姓都逃到山里面去了，老人小孩哭成一团，那场景对我刺激很大。我当时就想：日本鬼子这么欺负我们，我长大了一定要当兵去打鬼子去。

　　18岁那年，我不顾父母反对逃出来参了军。1951年2月，我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当了工程兵，主要负责架桥和维护桥梁通行。在朝鲜参战期间，我亲眼看到我们很多同胞壮烈牺牲。我命大，几次负伤都活了过来，现在头上、腰上都留有疤痕。

　　永康抗美援朝公园的建成，意义重大。这个公园是我们这批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共同建的，从我70岁开始建，直到去年才算全部完工。在这十多年间，我们老兵齐心协力，一点一点将它完善，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工程。我们要为后人、为烈士，把永康抗美援朝的整个历史完整记录下来。

　　血染的风采

　　永恒的丰碑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现在，有300多名永康儿女被追认为烈士

　　永康是革命老区，革命的火焰曾在这片土地上熊熊燃烧；永康人民是中华的好儿女，他们不畏牺牲，前仆后继，为新中国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据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400多名永康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100多名已被追认为烈士。从建国到现在，又有150余名烈士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在300多名永康籍烈士当中，有的是为了唤起工农点燃革命烈火而惨遭敌人杀害；有的拿起枪杆投身武装斗争，为革命洒尽一腔热血；有的为了保卫新生人民政权，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奋勇献身；有的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浴血奋战，长眠于异国疆场……他们是永康人民的骄傲，他们是祖国最忠诚的先锋战士，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道德丰碑，千秋万代为世人所敬仰！

　　做小生意作掩护

　　开展革命工作

　　口述：李世绪（李立倚的学生，79岁）

　　李立倚曾经教过我半年的书，是我老师。我跟李老师住在同一个明堂，对李老师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还小，但隐隐约约知道李老师是干地下革命工作的。

　　李老师长得不是很高大，瘦瘦的，但很有精神。我父母希望我能有出息，在我12岁那年把我托付给了李老师，跟他的儿子李昌甲一起读书。李老师教书不错，有学问，对学生要求很严。那时候条件差，学生自带铜罐烧饭，吃家里带去的霉干菜。

　　后来李老师不教书了，在家做些卖洋油、洋火的小生意，借这样子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我就住在李老师家隔壁，经常看到有面孔生疏的人在李老师家进进出出。他们就住在李老师家楼上，李老师的老婆时不时地给他们送吃的，像玉米饼啊一些当时算好点的东西，都往革命同志那儿送。

　　革命同志一般白天住在家里，晚上出门行动。有一次，一个革命同志从后塘弄到清渭街，要经过西卢村古山镇镇长家。当接近镇长家的屋角时，那个革命同志将一把快机利索地放进雨伞里，匆匆走过。我当时看见了，感觉心惊肉跳的。反正回想起当年革命时期，总是过得担惊受怕。一到日头擦黑，各家各户就紧闭院门。老百姓最怕国民党来搜查，国民党一来就闹得人心惶惶。

　　利用智障女儿

　　到革命联络点送情报

　　口述：李月娥（李立倚的女儿，82岁）

　　父亲非常注重对我们姐妹几个的教育，从小就对我们要求很严格。

　　我大姐天生智力有点残疾。记得我小的时候，婶婶教我大姐学绣花，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教她，大姐就是学不会。大家都说她真是一个傻子。大姐三四岁时，因为得了麻疹，留下满面疹斑，长得很难看。父亲经常把书信放到筐箩底，上面再放些索面等东西，叫姐姐挑到某个革命联络点去。大姐并不知情，但每次都能逃过敌人的搜查，圆满完成任务。因为敌人看她有点傻，又满脸疹斑，不会想到她是去送信的。父亲利用姐姐，都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

　　堂哥带我走上革命道路

　　口述：李岩高（李立倚的堂弟，85岁）

　　我原为六支队战士，李立倚是我堂哥。我1947年10月参加革命，那年才18岁，是堂哥带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我们村一起参加革命的有5个人，有2个在战斗中牺牲了。

　　革命真是艰苦又危险。记得我前一天刚拿到一把枪，堂哥说要教我学打枪，可第二天就在方山和保安队开战了。我枪是会拿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十分惊险。在一次战斗中，子弹好几次从我边上飞过，我算运气好，都没被打中。后来一颗子弹飞过来，还好那天我穿了一件厚厚的棉衣，子弹从侧面擦过，棉衣被打了一个洞，真是死里逃生。我在永康总共打了7次仗，印象最深的是俞溪头和大塘下的那两场仗。同志们在俞溪头打了胜仗，缴到很多枪，而在大塘下损失了好几个同志。

　　李立倚（1904—1948），古山镇前黄村人。1926年跟随兄长李立卓投身革命，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中共永康县委组织部长、永康工委宣传部长、永武工委组织部长、永康工委书记等职。抗战期间，李立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重建和发展永康党的组织。解放战争时期，永康组建武工队，李立倚为武工队安排宿营地、侦察敌情、掩护游击队员，做了很多工作。李立倚担任永康工委书记期间，积极领导永康党组织配合浙江壮丁抗暴第三大队，开展“抗丁、抗粮、抗税”斗争。1948年8月，李立倚在雅庄执行任务时，意外遭遇国民党自卫中队，在突围中壮烈牺牲。在20多年的革命生涯里，李立倚出生入死，为永康党的建设和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李立倚烈士

　　小叔很疼我，可惜走得早

　　口述：楼徐菊（楼其团的侄女，84岁）

　　我们家很穷，一大家子都住在一起，阿嬷（奶奶）总是抱着我哭。小叔楼其团参加革命时，我才五六岁，印象有些模糊。我记得自从小叔参加革命后就很少回家了，他白天基本上不会回来，有时候晚上会回来，每次回来都是待一小会儿就匆匆忙忙地离开。

　　我记得小叔很疼我。每次晚上回来，他都会特意过来抱抱我，可惜小叔走得太早了。我记得那时候小叔是挑货郎担的，也做过裁缝。小叔的货郎担经常放在楼上，我们小姐妹看到货郎担里有耳环、手镯、发簪等等小玩意儿，都很兴奋，两眼发光，大家一抢而光。阿嬷听到动静，在楼下大声喊我们下楼去。

　　阿嬷经常跟我讲小叔革命的事情。小叔常常到各个村发动群众参加革命，石塘徐村是小叔的外婆家，就有好几个人跟着小叔干革命。当时小叔的名气很大。

　　后来小叔牺牲了，阿嬷整天地哭，以泪洗面，由于伤心过度，不久她也跟着离世了。

　　家里除了小叔以外，就算我二叔楼其贵最能干的了。小叔的骨灰是过了几年之后才由二叔从杭州带回家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叔把小叔的骨灰带回来放在家里，我们祭拜小叔的情景。当时全家人都很悲痛，很难过。

　　小叔没有娶亲，听人说他在缙云三溪那边有个老婆，还怀孕了。可是小叔一死，小婶和孩子也就下落不明了。我们曾去找过，但是没有找到。

　　楼其团（1906—1934），舟山镇舟山一村人，自小家境贫苦，成年后以裁缝为业。1928年秋，由徐英湖、王金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永康中心县委常委、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三团政委。楼其团活动能力强，善于联系群众，永康、缙云、仙居、温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几次受命到仙居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创建武装队伍，取得卓越成绩。1932年8月，楼其团从上海返回仙居，因叛徒出卖，在途经台州海门时被国民党抓捕。1934年，楼其团备受折磨，病死于杭州陆军监狱。楼其团是永康红军游击队和红十三军第三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永康党组织发展、红军建设和武装斗争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楼其团烈士

　　下徐店烈士群墓

　　以换索面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员

　　口述：徐中和（下徐店村村民，88岁）

　　解放前，我们下徐店村人多地少，很贫困，很多村民都是串门挨户，以卖粉干换燥谷、卖索面换小麦为生。徐彦莲就是这样以换索面为掩护做地下交通员的，党交给的任务他都能很好地完成。彦莲当年换索面的小方箩还在，是双层的，他特意做成这个样子，方便藏情报。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

　　1948年秋天，下徐店村一共有四个人被抓去，两个是真正的共产党，两个不是，有三个被枪杀在芝英毛塘秋，其中就包括徐彦莲和徐老驮。当时敌人对他们进行严刑拷打，想要从他们口中获取游击队组织和活动的情况，但是他们没有透露半点信息，真是好样的！

　　徐彦莲的家是当年革命活动的联络点，有些革命同志过往时都是住宿他家的。当时我二十来岁，经常会看到他家有陌生人来往。他们的行动很隐蔽，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彦莲人长得很大个，一看就是一个地道老实的农民。他牺牲后，我们才晓得原来老老实实的徐彦莲是干革命的。

　　白天教书，夜间开展革命工作

　　口述：徐耀荣（下徐店村村民，80岁）

　　徐积福是我的隔壁邻居。他原来是教书的，白天教书，夜间开展革命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徐积福夫妻俩都是干革命的，他妻子解放后在杭州离休。徐积福不仅跟国民党作斗争，也参加了抗日战争。

　　1943年、1944年这两年，他还当过下徐店的保长。他公开的身份是保长，其实是做地下工作。他当保长期间，有一次我亲耳听到他在村里的池塘边大喊：“是谁，把麦饼肉放在我家？我是不要的，来拿回去！”那些年，大家生活都很贫困，麦饼肉算是很稀罕的东西了。他当保长，大公无私。

　　徐积福是很好说话的，做事情特别认真，对群众也很好。他年纪轻轻就参加了共产党，那么有文化的一个青年后生，真是了不起啊！他牺牲了，群众都说真可惜。

　　下徐店烈士群墓位于芝英镇下徐店村口。下徐店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一直都有党组织活动，先后有徐英湖、徐阿宝、徐积福、徐老驮、徐彦莲、徐有堆等6人为革命壮烈牺牲。

　　徐英湖（1902—1930），1927年初由李立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下徐店村党支部书记、农民暴动队溪岸中队中队长、县委委员。1929年8月任永康中心县委督察员，到东阳、义乌等县指导工作。年底，徐英湖遵照中央巡视员卓兰芳的指示回到永康，参加领导年关斗争。1930年1月，徐英湖与楼其团随卓兰芳赴上海参加中央训练班学习，5月回永担任永康苏维埃主席，7月被捕，后被枪杀。

　　徐阿宝（1900—1935），又名徐金宝、徐珍宝，化名张同江，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积极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由徐英湖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永康县委常委、县工委书记、东阳中心县委副书记等职。1935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9月被杀害。徐阿宝一生三次被捕、两次越狱，表现了共产党人顽强斗争、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徐积福（1910—1946），又名余慎，下徐店村人，1930年入党，曾任永康县委宣传委员，后转战江苏茅山地区，先后担任中共武南县委副书记、中共金丹武县委书记、中共金坛县委书记等职，后在一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徐老驮（1904—1948），原名徐金枝。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县工委委员，在峡源坑一带发动群众革命。1932年参与铲除叛徒遭逮捕，在狱中6年，抗战后获释。永康沦陷，他组织巡逻队，保卫家乡。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地下交通员，肩挑换粉干担往来各地，搜集情报，传送文件。1948年10月，被杀于芝英毛塘秋。

　　徐彦莲（1889—1948），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在毛塘秋村被国民党保安队杀害，牺牲时为地下交通员。

　　徐有堆（1920—1948），1947年参加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第三大队，后编入六支队第七大队。1948年10月在大塘下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