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锦泉

　　康熙三十七年（1698）《永康县志》载，“先生（朱熹）于乾道间（1165～1173），再至东阳访吕敬夫，有留别诗，中有云，‘泥行复几程，今夕宿丽州’”。当年编志者引用此诗句佐证朱熹在这期间去东阳，途中曾宿居永康（丽州）。其实，这段记载完全是无中生有。本文谈谈朱熹此诗的由来，及其被篡改的情况，以正视听，勿使误人。

　　康熙版《永康县志》复印本由市档案局提供

　　朱熹作诗回赠“张敬夫”，不是“吕敬夫”

　　据原始史料记载，朱熹此行留别敬夫的诗有二首。为便于阐述，现选其中与本文有关的一首。《朱文公文集卷五二诗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诗一云：“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辞家仲秋旦，税驾九月初。问此为何时？严冬岁云徂。劳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极，雪深路漫漫。泥行复几程，今夕宿槠州。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厚意不敢忘，为君商声讴。”《永康县志》引诗中的“今夕宿丽州”，在朱熹回赠敬夫诗中应为“今夕宿槠州”。众所周知，“丽州”古之“永康”也；“槠州”古之“株洲”也，前者在浙江省，后者在湖南省，两者远隔千山万水。不知当年编者如此牵强附会，图的是什么？

　　再说“敬夫”其人。先说“东阳吕敬夫”。笔者查阅《东阳市志·人物》中未见吕敬夫其人，却在《东阳市志·艺文》中见到了朱熹“留别吕敬夫”的诗。现将此诗与《朱文公文集卷五二诗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原作进行逐句甄别，就不难看出问题。首先是查“吕敬夫”，并无其人，而朱熹真正要留别的却是“张敬夫”。其次，朱诗被《东阳市志》至少有三处作了改动：一是诗中“访子”改成“访友”；二是“仲秋”改成“重秋”；三是改“槠（株）洲”为“丽州”，此改虽一字之差，却谬之千里啊！

　　那么，朱熹真正要诗别的张敬夫，是何许人也？笔者查阅《辞海》载：“张栻（1133～1180），南宋学者，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汉州绵竹人（今四川）。迁于衡阳。张浚（绍兴四年宰相）子。曾任吏部侍郎兼侍讲，官至右文殿修撰。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

　　为了进一步证实朱熹的诗是留别张栻（张敬夫）的，我们还有必要深入了解朱诗产生的经过。笔者曾检索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束景南先生著的《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的记载和朱熹、张栻有关文字的叙述。 

　　朱诗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均已被改得面目全非

　　原来，朱熹辞别张敬夫的诗缘起一次长达近五个月、行程约二千里的讲学旅行。

　　据《朱熹年谱长编》载，朱熹受邀于乾道三年丁亥秋八月朔（1167年8月1日），偕林用中从福建省建阳县老家启程，开始长达二千里之游，先访湖南长沙，与湘湖学者论学，又访张敬夫于潭州。同年九月八日始，与张敬夫在岳麓讲学两个月。期间，朱熹在张敬夫陪同下登上定王台、赫曦台，并有诗酬唱。接着他们又一道进见张敬夫的恩师刘芮（字子驹，湘湖著名学者）。然后，据张敬夫《南岳唱酬序》载：1167年11月6日，朱熹一行在张敬夫陪同下别长沙，过湘潭，渡湘江，来到衡山县南岳。先是拜谒张浚墓（魏公，即张敬夫父），尔后，他们一道踏着几尺厚的积雪登临南岳，直至主峰祝融绝顶。此次登山，1167年11月13日开始，11月16日结束。旅途中他们作诗唱酬，一共创作了149首诗，后编成《南岳酬唱集》，由张敬夫作序。据《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南岳游山后记》载，乾道丙戌（1167年11月22日），朱、张一行下山后，返至槠州（株洲）。当晚，主人设宴饯行，依依不舍。张敬夫诗兴大发，挥毫送别朱熹，云：“君侯起南服，豪气盖九州。顷登文石陛，忠言动宸旒。坐今声利场，缩颈仍包羞。朅来卧衡门，无愧自日休。尽收湖海气，仰希洙泗游。不远关山阻，为我再月留。遗经得绎，心事两绸缪。超然会太极，眼底无全牛。惟兹断金友，出处宁殊谋。南山对床语，匪为林壑幽。白云正在望，归袂风飕飗。朝来出别语，已抱离索忧。妙质贵強矫，精微更穷搜。毫厘有弗察，体用岂周流？驱车万里道，中途可停辀。勉哉共无斁，邈矣追前修。”为答谢张敬夫的深恩赞誉、诗情厚意，朱熹才有赠别张敬夫的二首诗。次日，朱熹即与伯崇、择之取道东归，张敬夫自此西还长沙矣。至此，事件的经过已十分明了，朱熹此游由张敬夫全程陪同。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细细回味一下朱熹赠别张敬夫的诗，可见事件与诗意完全吻合。全诗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行文至此，我们已不难发现，旧志至少从五个方面对朱诗进行了改头换面：一是朱熹此游发生在1167年秋，而志书却含糊其辞，说成是“1165～1173”；二是将朱诗的标题“二诗酬敬夫（张敬夫）赠言并以为别”改成“留别吕敬夫”；三是将朱熹此游从湖南移植到浙江；四是以假吕敬夫取代真张敬夫；五是改槠州（株洲）为丽州。至此，朱诗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均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如此任意杜撰，自以为是聪明，其实是误人误已又误事，太不尊重历史了。后来邑志又不加甄别而援引。笔者认为，志书编者应敬畏历史，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取信于民，否则有违史家的史德。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