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兆

　　我所尊奉的亚父即是胞兄岩火二哥。他自去年6月在金华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苦苦挣扎三个月后，仍然被病魔夺走生命。对他的病殁，我有撕心裂肺的悲恸。奄忽周年，久久难以痛定的恍惚中，命笔写此文作年祭，以寄托哀思。这不仅是囿于手足亲情，也系于他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终生树人的功德。

　　家父自己书读得少，只高小毕业，但十分敬重读书人。冬夜闲聊，永康谁个有学问，谁的字写得好，他都有所了解。家父还办过学。抗战后期，国民党浙江省府迁离方岩后，设在五峰书院的永康初级师范暂还留驻。校长是英士大学毕业的同宗、胡库村人胡吉夷，就住在我们家在寿山坑的一幢小平房里，家父与之交往颇多。抗战胜利后永师复员回县城。家父就利用其空置校址，获准创办了私立丽泽初级中学。后因经费拮据，只招一届学生，毕业就停办。家父仰慕读书人，希望儿女也走读书成才之路。他总是说：“做人就要把人做好，读书就要把书读好。读得大学，做得大事。”于是他辛勤劳动，拼命挣钱，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读书。家里仅有几亩薄田，农闲他给商家到余姚挑担龙头细布、雨伞，一个来回几百里，赚点脚力钱。我们姐弟六个，受父母崇尚“唯有读书高”的影响，一心一意只想读好书，永不分家，姐姐和哥哥对弟弟除责无旁贷地励学外，也从未为利益问题有过阋墙之争。在求学路上，大带小，哥帮弟，成了传统家风。大姐小学毕业后就在家帮助母亲照料五个弟弟，出嫁后也支持弟弟一些学米（因通胀，以交大米为学费）。1951年家父病逝前，我们五兄弟的学业都已读到高中、初中。家父一走，村里就有议论，说“树倒猢狲散”，这个家可能要垮了。全家确实面临巨大压力，是二哥岩火硬是把这个家顶起来，避免了家庭危机。寿山坑是胡库和前杭（原叫前巷）的共同祖产。当国民党省府搬来方岩和寿山坑时，家父是胡氏宗祠的管事，在筹划建房安置省府过程中，显示出非凡才干，深得省长黄绍竑的赏识。临去云和时，

　　黄绍竑将自己的一帧正装大肖像照片题赠家父。这“丹书铁劵”就挂在房里“辟邪”，旧社会竟也无人敢欺负。大哥从金华盐务中学毕业后就到时驻丽水云和的国民党省府部门做文书工作，1949年又随国民党省府败退定海，继去台湾。因此关系，大哥不仅帮不了家的忙，还让家里背上政治包袱。全部担子就压在火哥身上，火哥承负起亚父重责，培养弟弟读书，下决心一定要继承父志，把最小的两个弟弟培养上大学。为此毅然放弃了被太原工学院录取深造的机会。幸亏当时大学是免费的，但生活费也不轻。后来火哥成家了，嫂子也很支持。1993年我与吴敬琏等一行应邀到台湾参加《工商时报》组织的学术研讨会，台湾的同乡老兵问我“台湾家属”怎么还能上大学，我说是政府免费培养的。他们对大陆政策感到诧异和赞佩。

　　火哥1950年就参加共青团（那时叫青年团）。参加工作后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在永康大司巷小学短暂供职，不久就转到永康中学任教，直到终老。大概受父亲影响，火哥是有特殊个性的人，酷爱读书。不论对胞弟、自己的孩子，还是一般学生，都有拳拳之心，对学习十分关怀，就在临终前的痛苦挣扎中还吩咐我“要照顾好迪娅”（他在厦大读书的小孙女，现已在美国留学），十分恳切。凡认真读书做人、成绩品德优秀的，他就由衷高兴，像低眉菩萨般的亲和；凡吊儿郎当、不好好读书做人的，他就愠于脸色，有时像怒目金刚般的吓人，会厉声申斥。这简直成了他的一种“职业病”。对我也一样，学生时免不了挨骂，但他总在激励我。我在农村老家备考大学时，他给我订了一份《浙江日报》，每月还给零用钱。他见我在《浙江青年》发表文章，就说练练笔头也好，可不能影响复习功课。虽然他对学生管教严格，但没学生记恨他的。他退休后与学生关系一如既往，普遍密切。

　　“文革”结束后，我回母校厦门大学工作。他对我仍很关切，常有嘱咐。就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并被国家劳动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时，他仍告诫我要谦虚谨慎。我给他最后的安慰是2010年我忝列由钱伟长负责总主编的大型科技文献——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成就概览》（经济学卷）里，他满意地笑了。

　　火兄是去年9月9日（农历八月初五）23时辞世的。简朴的告别仪式那天，竟也来了济济一堂的生前好友。我熟悉的胡德伟、胡国钧、徐天送等先生都亲临吊唁。徐天送为灵堂写了大幅挽联：“严岩巍巍一代名师传千古,薪火熊熊三千桃李恸恩情”。今年5月火哥在家乡落土奉安时，村民也都念他的好，数百人缓步在绵延羊肠小道悲戚给他送别。此情种种，火哥当甚感慰藉。我至今对所有参加殡仪的亲朋好友深表敬谢！

　　（作者胡培兆:厦门大学教授,永康籍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