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跃鱼

　　我对祖父确实知之甚少。一日，我打开百度，点击“应祖锡”，电脑上跳出四万多条有关应祖锡的信息，让我眼花缭乱。初略浏览一下，才知应祖锡不只是一个晚清外交家，还是在近代史中影响深远的翻译家、学者。

　　“芝英应祖锡做官做外国”这句话在永康民间相传百余年。应祖锡（1855~1927），永康芝英人，就是我的祖父。

　　我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初，而祖父应祖锡死于1927年，我们无缘见面。但我见过他留下的顶戴花翎和红缨蟒袍，还有日斯尼亚（即现西班牙）国王授予的宝星勋章，知道他是前清大官。解放后土改时，我家被定为“官僚地主”成份，我自然成了“官宦之后”。

　　其实应祖锡文化程度不高。光绪十四年（1888），他30多岁时才中举人。当时举人的文化程度，只不过相当于现今的高中毕业生而已。至于他那驻外使馆二等参赞的官位，大致相当于“厅局级”。古时永康比他大的官有胡则、程文德、王崇、林大中、应孟明等，应祖锡的官位并不显赫。应祖锡的知名度如此之高，这也许与他“做官做外囯”有关。据去年由中囯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永康历代名人》一书载，清光绪十七年，应祖锡“被任命为清政府驻西班牙大使馆二等参赞”。

　　有人问我，你祖父究竟是什么官？我却无言以对。学者把古代官吏分为能吏、廉吏、庸吏、酷吏和腐吏几种，我不知道该把祖父归为哪一类。

　　我对祖父确实知之甚少。某日，我打开百度，点击“应祖锡”，电脑上跳出四万多条有关应祖锡的信息，让我眼花缭乱。初略浏览一下，才知应祖锡不只是一个晩清外交家，还是在近代史中影响深远的翻译家、学者。

　　《永康历代名人》一书中仅提到，应祖锡“著有《增广尚友录统编》22卷，《洋务经济通考》16卷，《西班牙日记》3卷”，寥寥数语。我上网查阅后才知道，国內一些文献资料记载应祖锡出版的著作还有：

　　《银矿指南》：（美）亚伦著，（英）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译；

　　《冶金录·炼钢要言》：傅兰雅、赵元益、应祖锡著，江南制造局出版；

　　《广湖南·考古略》：应祖锡著，新兴书局出版；

　　《佐治刍言》：（英）傅兰雅著，应祖锡笔述，1885年由江南制造局刊行。

　　上面提到的那部16卷《洋务经济通考》，其内容诸如“一、乾象，二、坤舆，五、军政。”这些内容介绍的全是当时世界各国治国安邦之策，立足点之高，可谓当年洋务派首席智库。

　　《佐治刍言》出版即受当时学者的高度重视。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称其为“言政治最佳之书”。他在《读西学书法》中说：“《佐治刍言》言立国之理及人所当为之事，凡国与国相处、人与人相处之道，悉备焉，皆用几何公论探本穷源，论政治最通之书。其上半部论国与国相处，多公法家言；下半部论人与人相处，多商学家言。”

　　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在《中国变法维新运动和康有为》一书中认为，在当时译成中文的所有欧洲著作中，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是《佐治刍言》，并指出《大同书》的不少观点借鉴了这部书中的内容，如独立与平等的观念，西方政府的形式，社会进步的渐变思想等。著名学者肖公权在其长篇英文学术名著《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佐治刍言》等书可能影响康有为社会思想的形成，从1880年到1900年康有为的变法著作中，如《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以及1905年的《物质救国论》，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示出这种影响。但肖公权不认为他在写《大同书》时采用了《佐治刍言》的主要论点，两书在基本观点上仍有明显的不同。

　　另外，学者熊月文在一篇近代史研究文章《自由、民主、总统词汇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使用》中说,傅兰雅口译、应祖锡笔述的《佐治刍言》是戊戌变法前，国内介绍西方政治和经济思想最为系统的一部书。在该书第九十三节对英国和法国实行的陪审制度作了简要介绍。

　　从这些著作看，应祖锡不仅是高产的翻译家，还是冶金方面的技术专家和政治学者，他的著述对国门初开的近代中国工业启蒙，特别是冶金业的技述进步和对社会制度的改革有旷世之功。

　　至此，我的祖父应祖锡闪光的真面目在我心里还原：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僚，而是可以青史留名的“能吏”！

　　近闻芝英古镇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圆满成功，一些有识之士集聚应祖锡故居发掘古镇文明古迹， 我认为很有意义。本文权作拋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图片资料取自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永康历代书画集》，手迹原件存上海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