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跃鱼

　　转眼间，《永康日报》复刊30周年了。放眼如今的《永康日报》，精致版面内容丰富多彩的报纸，巍然屹立的报社大楼，朝气蓬勃的新报人，特别让人可亲可敬的“姐妹花”记者团，还有本报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屈指可数的经营效益，让人感慨万千，欣然分享着她的成功喜悦。抚往思今，在此纪念复刊30周年的日子里，有满腹的话想说，可是报社的约稿函里规定只给800字的篇幅，能说点什么呢？反复思忖，那就说点当年白手起家办报的“小”事吧！

　　那是1983年10月的某一天，组织部要我去开会，到会的除我之外还有周新光、程振飞、吕子尚、朱有抗、卫广明、胡金日、方世匡、舒金伟八人，说是根据县委指示要复刊《永康报》，周新光宣读了县委决定，说在座的今日起都调离原单位，算报社的人。后来我们这八个人被戏称为“八仙办报”。其实，还有一个人，最重要的人他没到会。他就是应加登，他是县委指定的复刊后《永康报》的总编辑，因为他是先前停刊的老《永康报》总编，此时已是县委常委兼常务副县长，也许他“官”位大责任重，政务繁忙，无法兼理区区编务，只是“挂帅”型的象征人物，今天这会也只由内定的副总编周新光主持。人员到位后，周新光除了率队去杭州、江山、诸暨参观学习外（当然我也去），一切复刊的实质性事务，诸如办公场地与器材购置、新闻纸和印刷、交通工具等一股脑儿都甩给我。

　　复刊《永康报》说是白手起家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徒四壁”，桌无一张椅无一条，省里只给两万元开办费，除了调人员人头经费中的办公费外，毫无资金来源。当时把老县委大院生活区一幢破旧小院子给报社作办公场地，一切用具都得自己打理。当时木材家具都是计划管理，没有指标有钱无处购买，我“光杆司令”一个寸步难行，幸好朱有抗助我一臂之力（公布他是要闻版负责人，本可不关我的事），同我到武义山区釆购办公桌、单人床、公文橱一批。可是武义是林产区，木材及制品没有批文不能运出武义，桐琴有个森林检查站一律查扣，六亲不认！我只好动用人脉资源，武义县府办主任是永康人，说服他为家乡出把力，武义县府“特事特批”才把这批木制品运回永康。我早已把旧房用石灰水粉刷了，各部办公室摆进了只经清漆涂刷的办公桌，还从唐先买了藤椅，每人一条，每张办公桌都装一盏小台灯，“八仙”们上班坐着编文撰稿既舒适又明亮，都调侃着夸我办事“姜还是老的辣”，自己听了也有点成就感。

　　谁知为这事却吃了一顿批评，老实巴交的周新光指着藤椅和台灯，说“藤椅、台灯只有常委以上才能享受，我们不够格，要退掉！”我这当时有点倚老卖老，说：“哪里规定常委才能坐藤椅？拿出来看看，何况办公室一盏大日光灯就40W，我毎盏台灯才8W，四个人四盏灯也只要32W，既省电又明亮方便，你算算看！”老周被我“呛”得无言以对，大概想想我年纪比较大，不好说什么，不再提“退掉”的事。出试刊号那天，洪承芳书记在应加登和周新光的陪同下来报社视察，见我在台灯下专心编稿，叫声“老应，你这坐藤椅就台灯搞得不错，既舒适又省钱，两全其美呀！”我猜先前周新光已向洪书记汇报过我“超标买藤椅装台灯”的事。没几天周新光就卧病不起了，我去看他时还为此事向我道歉，周新光真是响当当的好人哪，我怀念他！

　　复刊初期报社的穷是出了名的。穷即俭也理所当然，报社没交通工具，连自行车也没一辆，出去采访只好蹬自己的自行车。那时铅字排版，每每凌晨校对定稿，连夜宵都没有，次日照样上班。我们不能老这么穷下去，得想办法创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广告当然是名正言顺的路，但当时报初创，影响力低，广告资源缺乏。后来从浙江日报出广告画册得到启发，报社出版高级铜版广告画册，名曰“永康名特产画册”。此事后被认为本报“翻身之举”的事，得到我巿当年首批民营企业家吴小华、胡晓明、徐平均、应志昂以及永拖、电动工具等知名企业的出资支持，在本报美工摄影和摄影界应敏、杨鸣放共同努力下，当时属浙江县级报社出版的第一本精美的中英文高级广告画册《永康名特产》在香港印刷出版。报社也因此创收购置了北京吉普一辆，出资帮职工建造宿舍一幢，从此走上深度创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