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电告“粟、张”杭州

　　让“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

　　2009年7月22日，这天正是杭州三百年一遇的“日全食”之日。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金萧分会的章婴可会长、杨章耀副会长和副秘书长《东南峰火》会刊主编陈伟业先生来到我家。

　　他们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特大喜讯，那就是他们刚从杭州市档案馆举办的“纪念杭州解放60周年”的图片文献资料展会上，发现了一份由中央档案馆首次解密的，60年前毛泽东主席亲笔起草中央军委《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致总前委等》电文的珍贵影印件。从电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父亲在解放前夕所从事的“杭州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主任）的性质及鲜明的政治立场。其中一段写道：“……谭（震林）王（建安）吉（姬鹏飞），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裕）、张（震）决定。”章婴可会长坦诚地对我说，我们在写到你父亲时，研究会里对你父亲有不同的看法，意见统一不起来。但当我们看到这份毛主席亲笔电文时，大家立即毫无疑义地统一了思想。并决定要尽快将这特大的喜讯告诉给吕公望的子女们，让他们一起来分享。当时，我和家人真是感激万分。父亲政治面貌的突然明朗，他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也突然高大了许多。这一天是杭州城三百年一遇的特殊日子，可对我们来讲更要加上60年一遇的大喜之日。

　　事后，研究会的杨副会长，他们还专程赶赴上海采访了我四哥吕子韬（师简）。他们还在会刊《东南烽火》和中国新四军研究会的会刊《铁军》（江苏省优秀期刊）上发表文章，以纪念“皖南事变”中和杭州市解放前夕所发生的两件传奇式的革命往事。

　　将军府里建立起“中共东南局联络站”

　　浙江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金萧分会章婴可会长还给了我一份《为革命做过好事的民国陆军上将吕公望》的资料。一开头就写道：“在永康这块土地上，我党领导下的统战工作，首屈一指莫过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将军府里建立中共中央东南局的联络站的事。”这篇资料中还整段摘录了《中共永康党史·第一卷》和《永康县志》中关于建立中共东南局永康联络站的经过和杭州刚解放毛泽东委托谭震林亲临吕府拜访吕公望，并邀请他出来为党工作的经过。中共东南局联络站揭秘的过程还要从1986年11月8日“中共永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给我在上海的四哥吕子韬（师简）发去一函说起，信函全文如下：

　　吕子韬同志：

　　最近在金华召开核实“抗日时期金衢特委专题资料”座谈会。会上周友珊同志谈到：1940年（？）中共中央东南局在您父吕公望家建立联络站，联络员是何鹏。在此期间，您曾护送饶漱石去上海，给周友珊夫妇以经济上的资助，并护送至上海。这是重要的党史资料，过去我们没有征集，请您在百忙中抽点时间告诉我们下述情况：1、何鹏与您父吕公望的关系如何？2、何鹏是什么时候到您家建联络站的？据您所知联络站有哪些活动？3、饶漱石是什么时候来您家的？您是什么时候护送他去上海的？4、周友珊夫妇是什么时候到您家的？您是怎样资助、护送他们去上海的？

　　以上情况请拨忙来函告知 致

　　礼  中共永康县委党史办公室

　　1986.11.8（盖章）

　　我四哥直到1987年5月8日才回信给永康党史办，信函全文如下：

　　中共永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惠函收悉、迟覆为歉。

　　去岁曾收到贵室来信，嘱写有关当年于舍间设联络站一事始末。当时曾函请稍假时日，当如嘱书写。无知后来我由于私事羁绊，再加另外欠文字债颇多。以致只写了个开头，迄今尚未能续成，有劳欠侍、抱歉之至。今约略奉告几点于后：涂峰同志在沪。周友珊是他妻子，他俩都是市局级以上的离休干部，常与我晤面，他们也鼓励我撰写此一段史料。涂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及上海第一医院（现改为医科大学）的党委书记，与已牺牲的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与谭启龙同志都共过事，何世平是中央司局级离休干部。何与涂身体长期亏损，都是“病号”，难以再任重负，详细撰写恐力已不胜。

　　1941年春，饶自“皖南事变”中脱险后，由涂峰护送到永康。何世平委托我护送他到沪。后来1943年春，他曾派人接我穿越日寇封锁线去皖东新四军军部叙面（涂峰同志亦同行）。作客十日,复由他再派人另择安全途径护送我回沪。说来话长，一时难以尽述，容后撰写成篇，当如嘱寄奉。专复

　　敬颂 撰安  

　　吕子韬 瑾复     一九八七年五月八日

　　时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的何世平（何鹏）也给永康党史办写了封“关于永康联络站”的回忆的信函，全文如下：

　　永康党史办：

　　接到我弟弟何康转来你办八六年十一月十八日来信，现按提出的几个问题，就我回忆到的一些情况，提供你们参考。

　　（一）何鹏简历：我现名何世平，生于1917年，福建人。1938年初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5月入党，毕业后分配到国统区搞地下工作，直到1953年初调回上海华东局统战部，我现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原任办公厅负责人已离休。

　　（二）何鹏与吕公望的关系：我家与吕公望是世交关系。我父亲何遂（1968年病故）与吕公望俱为中国同盟会会员。1909年他们在广西结为至交，共同从事反对封建帝制的活动，父亲曾因活动失败避居永康吕公望家中。吕公望家住北平期间，我们两家人时有来往。我和吕公望的儿子吕子韬（师简）相差一岁，是儿时朋友，以后一直有联系。1940年我去永康住在吕家，和他同室居住朝夕相处。我按照闽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要我深交一二个朋友以利开展工作的指示，有意识地对吕师简做工作。他知道我的身份，是可以信任的。

　　（三）什么时候在吕家成立联络站及主要活动。联络站是1940年冬成立的，1938年10月我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同志）组建的抗敌宣传第二队工作，在江西、浙江两省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上饶时，二队党支部同闽省委接上党的关系。1939年9月我去崇安根据地见了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按他指示我离开二队去重庆见了叶剑英同志。1940年夏我在闽北山上曾镜冰同志处工作。九月随同曾镜冰同志去皖南新四军驻地见了饶漱石（梁朴）、曾山同志。曾镜冰是去参加东南局会议的。1940年冬，按东南局决定，曾镜冰同志派我隐蔽在永康吕公望家中，并设法打入国民党机关立足生根。当时鉴于政治形势更趋恶劣，为保持与闽浙党的联络，建立了政治交通队，我是政治交通队成员之一，涂峰同志任联络员。永康联络站即在这时成立。

　　1941年初，我通过家庭社会关系（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是我父亲好友）进了设在永康的两浙盐务管理局。1941年4月永康被日机轰炸（吕公望家中弹炸毁）。浙盐局先迁龙泉后定驻金华罗店。按组织指示1941年10月我调到温州，1942年4月离开了浙江。【注：何鹏在《东南局永康联络站的回忆》中描写轰炸时情景：永康于1941年4月遭日机滥炸，吕公望家中弹（我被埋在屋角瓦砾中未受伤）】

　　永康联络站时间不长。主要活动有：（1）1941年皖南事变后涂峰同志陪饶漱石来永康找我。我要吕师简安排他们作为吕公望家的客人，住进旅店。在我要求及共同计划下，仅在几天时间内，吕师简找了永康几个商界“小开”同去上海“跑单邦”。饶漱石化名吕超然扮做侨商随他们同行。行前饶还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嘱我随后交邮。吕师简当能猜到要他护送的是一个负责同志（以后听吕师简说在上海时，涂峰同志曾带他同去苏北根据地见过饶）。当时在国民党和日寇的白色统治下，吕师简敢于冒险护送党的负责同志去上海，应该说是对党有贡献的（至于饶本人问题是另一回事）。他还帮助护送周友珊同志去沪，都是为革命工作。（2）华中局拨给浙江省委党的经费五万元，是汇到吕家由我收转涂峰同志的。（3）1941年夏浙盐局定驻金华罗店。涂峰同志转达刘英同志指示，我于十月初调到温州。刘英同志（化名老林）和我见了面。刘英同志是闽浙赣特委负责人。因此联络工作要比永康时为多，除收转党的经费外，闽省委书记曾镜冰派交通庄徵（金凤）来温州都由我联系，刘英同志因叛徒出卖被捕。当我听到温州盐务分局局长沈子屏（中统骨干）说“抓到一个共产党的大头子”，我立即叫我爱人韩蕴去周友珊同志住处通知撤离，周友珊同志避居我家，几天后即离开避往永康吕师简处。不久涂峰同志叫杨思一同志（化名老胡）通知我速撤。1942年4月我通过盐务总局调到桂林。

　　关于我父亲何遂与吕公望交往的历史背景，以及我父亲历史与我党关系，请参阅《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辑）《悼念我父亲何遂》（人民日报1985.2.24何达文）

　　何世平1987.4.2

　　功成而不居，处世而不露

　　说真的，我从心底里钦佩我的父亲和四哥，想当年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为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那么多贡献。而他们却几十年守口如瓶，从不以此来炫耀自己，更可贵的是他们从不向党和政府索取什么，哪怕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时。他们真可谓是“行事于风口浪尖之上，为人处世于默默之中”。

　　对待党史应该是件非常郑重的事，它不同于文史可以“多论并存。”党史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经过各级党史工作者们的艰辛努力，才得以反映出其真实的面貌。如对某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只要你有确凿之证据，经调查核实后，并不是不能改写的。但必须尊重事实，一切用证据来说话。“中共东南局联络站”这段历史都是当年亲历者们所提供的。为啥直到46年后才揭开这个秘密呢？从章婴可会长的那份资料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就可看出内藏的“玄机”。此段话如下：“吕公望算得上是国民党营垒里的高官显贵，那么中共中央东南局的联系站怎么会设在他的将军府里呢？这是当时地方党组织并不参与，由党中央高层安排的一项重要统战工作。”由此可见，此事除东南局高层领导外，只有闽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同志及政治交通队的涂峰、周友珊、何鹏同志知道。所以直至揭秘前永康根本无一人知晓。

　　在《金华地区交通邮政史料汇编》中记载道：“1941年1月中旬，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由联络员涂峰护送从屯溪来到东南局兰溪联络站，数日后饶漱石又由涂峰护送到丽水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处，旋又转到东南局永康联络站，由吕公望的儿子护送去上海。”现有人说她在“云和”见过饶并陪同我父亲一起与这位“中共要人”搓过麻将？这难道是涂峰同志和党史办的同志将这一段“云和”之行给遗漏掉了吗？还是在“云和”与我父亲一起搓麻将的“中共要人”是另有其人呢？我希望永康党史办应该去作进一步调查核实。也许从中还会得到更多的我父亲与“中共要人”来往的秘密呢。

　　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将这两件革命往事公布于众，是因为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不仅是那千百万革命烈士和革命群众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的。还有那无数不为人知的无名英雄和知名的爱国人士的积极参与所共同谱写而成的。当然也包括我的父亲吕公望，他从一个晚清的“贡生”到成为革命党人，他经受了历史风潮的历练，最终成为一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爱国绅士。还有我四哥吕师简（子韬）他从一个公子哥儿成长为一个爱国青年，他一心向往延安，向往去莫斯科深造。最终他遇到了儿时的好友何鹏，找到了他所追求的真理。成为一名为革命不怕牺牲性命的革命青年，对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俩的革命事迹，确实值得我们尊敬和骄傲。今天我就用这篇文章来表示对他们的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