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86年前，湘江北去，橘子洲头，一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独立寒秋，发出惊天一问。

　　“怅寥廓，看苍茫大地，如此沉浮！”

　　86年后，大江南北，孤身一人，一位来自浙中五金名城的三十多岁男子，浪迹江湖，发出如此喟叹！

　　此人姓郑，名骁锋。乃老乡也。“曾用网名菩提刀，为天涯社区、网易等网站的知名写手。年少时入中医药行，由此接触传统文化，性情相合，遂研读经史诗文，乐在其中。”（郑骁锋《逆旅千秋》）而今，他又“由遗迹切入，以当前的现场怀想曾经的现场，重新反思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角度独特，立意新颖；在此基础上，力求揭示出蕴藏在史料深处的人性，表达出历史的沧桑与沉重。”（郑骁锋《眼底沧桑——在历史的残蜕间行吟》）

　　“且慢！”行笔至此，仿佛有一只手按住我的笔，说，“你怎能将一名草根写手与伟大领袖相提并论？你是何居心？”

　　我抬起头，看看他，笑曰：“我理解你对领袖的崇拜。因为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如果按‘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来思维，领袖是几百年、几千年才出一个，至于草根，漫山遍野都是，确实不能同日而语。然而今世何世？君总不至于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吧？先听我往下说，行吗？”

　　我感到那只手渐渐松开，于是，我又得以继续行文：

　　我十分赞赏卢敦基先生在《逆旅千秋》的《序》中所说的话：有一种精神，即“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薪火传承，永不消沉的对现实社会的责任感。面对强权，他们始终不屈不挠地努力、呼吁、抗议、行动，试图将社会朝理想中正义、和谐、温情、大同的方向指引——纵然了无凭持，纵然无人理睬，纵然无济于事，纵然焦头烂额，纵然刀锯加身！这种悲壮而宝贵的精神，庶几可以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来概括吧。”

　　郑骁锋的新作《眼底沧桑》，仍一以贯之地贯穿着这种精神，所不同的，是本书“由遗迹切入” ，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沉浮，写出了一些见常人所未见，言常人所未言的文字。

　　以《天下西湖——浙江杭州：西湖》为例。西湖在常人眼里，不过是“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不过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不过是一派湖光山色，歌舞升平。然而，在郑骁锋看来，“人间重西湖”是因为西湖“秀丽之外，其实另有一种雄劲之气”。

　　西湖有脊梁。西湖有幸埋忠骨：岳飞、于谦、张苍水、武松、秋瑾……西湖的景点名称，有狮峰、虎跑、龙井……

　　西湖有悲剧之美，有困顿里的不屈，绝境之中的担当。她将悲情浓缩，将苦难收藏，将万钧重压悄然引入湖心暗自承受。

　　西湖还是一帖冷却剂，能将帝国额头滚烫的温度慢慢恢复正常，去内省、反思、沉淀。

　　别人看到的是西湖的“静”，郑骁锋却用第三只眼发现她的“动”：

　　“飞来峰剧烈地摇晃起来，像是要重新拔地而起，满山藤蔓疯狂扭动，如受惊的蛇群；闪电过后，断桥从中断为两截，轰然塌入水中；雷峰塔发出了格格的巨响，从塔基开始，赤红的砖石迅速地向上开裂。”

　　“所有的柳树的枝条都被拽直了，竖立着指向空中，满湖荷叶齐齐倒卷，数不清的鱼龙跳跃着尖啸着，湖水翻滚，映月的三只石塔被盘旋着吸入巨大而黝黑的深渊；雷声隐隐，远处一线白潮，如万马奔腾，咆哮着朝湖面涌来，还带有刺鼻的硫磺味道，几乎令人窒息。”

　　“西湖湖底，原本是个愤怒的火山口！”

　　请原谅我抄了这么一大段文章，因为实在写得太精彩，太新颖了！史上写西湖文章成百上千，几曾有人写过如此惊心动魄的西湖“动”景？几曾有人发现那个“愤怒的火山口”？只是“暖风熏得游人醉”，醉眼朦胧，视而不见罢了！

　　又如李鸿章其人。攻之者称其为卖国贼，辩之者称其为失败的英雄。郑骁锋没有人云亦云，对他进行简单的否定或肯定。而是通过翻阅大量中外史籍文献，通过对李鸿章故居的实地考察，发现了李鸿章的“浮”：

　　他有非凡的洞察力。他完全清楚自己的使命：他这一生最大的责任，或者说他的价值，便是面对“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守护好帝国吹弹得破的朽腐门户。

　　“两年后，1888年12月17日，李鸿章一手创办的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六。

　　同时，李鸿章由军事自强为切入点而开展的其他洋务事业……也随着舰队的壮大而蒸蒸日上。据采访过李鸿章的英国记者濮兰德记述：‘那个时期在国外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书很少有不包含‘中国军备’和‘巨人的觉醒’等章节的。’看起来，在李鸿章的改造下，古老中国已经气象大变，于是他越来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很多人甚至颂扬他为‘重新分配世界的杰出构造者’。”

　　而李鸿章的“沉”呢？

　　郑骁锋看到：“当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战报送到李鸿章案头时，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胸口剧烈起伏着，终于，哇的一声喷出了一大口血。雪白的战报上顿时猩红点点，像是绽放了一朵妖艳的樱花。”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当然，发现一个人的“沉浮”并不难，难的是发掘其沉浮的原因。这一点，郑骁锋的发现是独特的。

　　他从日本学者德富苏对李鸿章的评论中，发现了李鸿章的致命病灶：痞！

　　德富苏说李鸿章：“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避。”

　　“将一切责任看成毫无责任，我看来这就是李鸿章的痞气！”郑骁锋掷地有声。

　　痞气使李鸿章去选一条最省力、最容易见效的捷径。他最拿手的是避重就轻，见招拆招，把责任卸给下一代，转给大环境。难怪梁启超指责李：“（李鸿章不知大势倒也罢了），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可以格君以臂使百僚，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

　　李鸿章晚年也承认“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

　　类似这样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病情，找出病根，以示“疗救者”注意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字里行间，奔涌着作者心忧天下的一腔热血。

　　骁锋的文笔，酣畅练达，旁人也许以为他轻松潇洒，其实他写得很苦。他对我说，往往一个月还写不好一篇。选角度、炼立意，谋篇布局，都要反复斟酌，方能下笔。因为既不能与前人有雷同，也不能与自己前作有相似。尤为难得的是，他的实地考察的“苦行僧”精神，也从文后的“旅行笔记摘选”中显露出来。这就使他的文章更真实，更接“地气”，与那类天马行空的“戏说”之文判然有别。

　　温家宝总理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讲真话，察实情——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谈读时的讲话》）骁锋的《眼底沧桑》正是歌颂了这批人。这批人当中，肯定也包括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草根人士。如此看来，在本文开头我把两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放在一起，恐怕也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