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撰文  杨铁金  摄影  许绍璋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渐从抓阶级斗争转到发展生产上来，“四化”成为了“四害”之后的流行语。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农业机械化，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充分利用冬闲时间大力平整土地。每个生产大队基本配备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旋耕机，有的大队还购进了插秧机，代替了小部分的畜力和人力。

　　当时农村现代化还有一个基本标志是电气化。通过努力，基本上的村庄通上了电，实现照明用电定时限量供应。村里的碾米机也大多告别燃油动力，改用电动机提供动力。能源问题却一直阻碍着农村的发展，像烧饭的柴火问题就困扰了不少的村庄。

　　尽管那时对破坏山林的行为，打击是非常有力的，按照村规民约要罚放电影，按照法律可能有牢狱之灾。“封山育林”的白色石灰字也触目惊心地涂在农村房子的墙上，但乱砍乱伐山林的现象却仍然十分严重。农民的燃料结构十分单一，煤炭是国家战略物资，农村不在供应计划范围。电力十分紧缺，村里只要有一户人家偷偷使用电炉，其他人家的电灯都会因电流不足，变得红洞洞。烧饭用柴，山林地区靠砍伐林木，以水田为主的粮食产区主要靠烧农作物的秸秆。

　　做杨溪水库，可投应大队移民到花川公社，移民觉得在烧柴方面亏大了：“以前山上的柴烧不完，现在却要乌把着把烧稻秆。”当时的平阳地区不光山上光秃秃，就是田埂路上的草都被割得一干二净。

　　1975年4月中旬，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农林部在四川绵阳联合召开“全国沼气利用推广经验交流会”。会后，国务院转发会议纪要，各地方都建立沼气研究推广管理机构。全国农村开始掀起“大办沼气”的热潮。

　　这个热潮也烧到了咱永康。县里开大会、开小会；组织区、社、队三级干部到外地参观学习；在墙上刷标语、贴宣传画，推广这个清洁能源项目。农户建沼气池，上面还有补贴。当时，我父亲是大队党支部书记，驻队干部天天逼我父亲，要我们这个平阳大队成为“沼气”示范点。父亲七动员八动员，社员们建沼气池的热情一点也不见增加。父亲很想自己带个头，可是沼气池往哪里挖？当时的房子之间空隙小，前后檐空六尺，棚头空三尺，挖一个沼气池就伤着墙脚，自家愿意，别人家的也不会让你挖。最终有一两户建起了沼气池，却缺少往里面填的料。农户家只是养了几只鸡鸭鹅、一两头猪，连垫栏的稻草都紧张。人粪尿少，更舍不得用来转化沼气。建好的沼气池在路边长久空着，最后连盖子都丢失了，就有人不小心掉进去受了伤,沼气池也只好回填泥土了事。这是我们大队“大办沼气”的始末。隔壁大队也有挖了几口沼气池的，但都不尽如人意，先后寿终正寝，究其原因是当时的沼气技术很不成熟，使用起来也不方便。

　　从老照片看，一是当时的领导高度重视，既有动员会，又有现场会，还有表彰会。开各种会议是每一个“运动”的基本标志，要是加上批判会、斗争会、“诸葛亮”会就更加全了、完了。二是有些地方的沼气发展得比我所记忆的要好，既能烧火做饭，又能发电点灯，但不知他们是怎么解决持续供气问题的。 “大办沼气”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成为了又一个“劳民伤财”的闹剧。

　　“大办沼气”的失败，根本在于一个“大”字作怪。要是因地制宜，小范围地搞个试点，就可能将事情办好，但偏偏要大规模地搞，失败的成本也就非常高。许多事情坏就坏在某些人的好大喜功上。从“大炼钢铁”，到“大力开发黄土丘陵”，到“大办乡镇企业”都不例外。为了营造“大干快上”的大好形势和良好局面，“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甚至有了“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的中国式幽默。“大办××”往往贴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的标签，因此可以不计成本，不顾老百姓最根本的利益。当政者为了自己的成绩，非要将好事彻底办成坏事不可。

　　我父亲是最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因为带头响应上面的号召而使全家吃了不少的亏：养过长毛兔，种过黄花菜、黄桃、红心李……由于市场变化，再加上品种的适应性及技术原因，成功的很少。那时当干部是先带头受苦，不像现在当上了干部，就能发家致富。

　　直到1981年，我国引入了德国的工程沼气，才基本解决了技术问题，在北京大兴建立了新能源示范村，搞了沼气发电与沼气供热等项目。1990年以后，虽然国内的沼气技术越来越成熟，但使用方便的罐装液化气很快进入了农民家中。于是，山上的树、田边的草变得茂盛起来。沼气技术在农村的推广经历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也许，在能源危机四伏、成品油价格不断上涨的今天，发展沼气这项清洁的生物能源又有了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