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吕公望的第五子吕师煜与永康市博物馆的应军先生合作编撰《吕公望传》一书。该书全面详细介绍了辛亥革命时期浙江辛亥革命重要人物、曾任浙江省督军兼省长的永康人吕公望的一生，大大丰富了永康乃至浙江民国初期地方文史资料的内容，帮助全市全省人民更多、更好了解本地本省辛亥革命的情况，做了一件很辛苦也很有意义的工作。然而，在肯定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和作用的同时，该书有部分内容值得商榷，特别是书的后一部分，把吕公望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对此说的其中一部分例证，我有不同的看法。

　　吕公望（1879-1954），原名占鳌，字戴之，号叔尚，1906年经沈荣卿、吕逢樵、丁载生等人先后介绍，在杭州结识了浙江辛亥革命先驱徐锡麟、秋瑾，随即参加了光复会，成为其重要成员。先后担任浙军第十一协协统、第6师师长、嘉湖戒严司令、嘉湖镇守使、浙江省督军兼省长，还应邀赴粤任过护法军援闽浙军总司令，护法军政府参谋长等职。下野后，在上海开办纱厂，在昌化经营锑矿，抗日战争期间，回永康创办难民工厂。1946年，任浙江省参议会副议长。临解放时，吕公望拒绝去台湾，受到党和人民的肯定和器重，先后任省协商会议委员，杭州市劳军委员会、公债推销委员会委员，华东救灾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等职。1954年7月逝世于杭州，终年七十六岁。《吕公望传》一书对以上吕公望的业绩作了全面的阐述，充分说明，吕公望最光彩的一面是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贡献。

　　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上，吕公望的心情却是矛盾的、复杂的。《吕公望传》介绍吕公望，把他写成“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党具有共识，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事”是欠确切的，下面举一些例子：

　　一、该书第194页中提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时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新四军副政委的饶漱石曾来到吕公望在永康的故居“吕慎旃堂”，受到了吕公望的热情接待。十几天后，又由吕公望的第四个儿子吕师简约好友童友虞等四个“富商小开”同行，一行六七人，经过嵊县、奉化、宁波等地，将饶漱石等护送到上海，由此说明了吕公望父子对中共的支持。这里提到的童友虞，系永康市政协原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是笔者本人的前辈及同事，已于2004年底逝世。当我听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重要领导人饶漱石曾来永康并由吕的儿子护送去上海一事时，出于文史工作者的敏感及责任，曾数次问过童友虞先生，有否此事，童老断然予以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在童老生前所写的所有回忆文章中，也没有一篇提到过有此事。这就奇怪了，《吕公望传》白纸黑字写着饶漱石皖南事变后即来永康躲避，是吕公望儿子与童友虞等人护送离开的。而当事人童友虞先生却说没有这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笔者感到困惑。关于饶漱石曾见吕公望一说，还有另一个版本，那是吕公望另一位夫人，现仍健在的徐××大姐亲口告诉我的（不知什么原因，《吕公望传》一书中对这位夫人一字未提），她说，她与吕公望是在云和县见到这位中共要人的，还和他一起搓过麻将。关于饶曾到永康故居“吕慎旃堂”一说，大姐断然予以否定，认为那时“吕慎旃堂”的主人是吕公望的长子吕师扬，他是坚决反共的，曾任国民党义乌县长，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镇压，吕师扬怎么可能会让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的中共要人停留呢？那么，为什么会有饶漱石到永康一说？徐大姐说这是吕公望儿子为了证明自己早期就参加了革命，为了办离休而编出来的，徐大姐这一观点是否真实，我不敢确定，政协文史有“多论并存”一说，谁也不能说自己是绝对正确的。但童友虞先生说他并没有参加护送饶漱石。这是当事人亲口所言，没有编造的理由，是完全可信的。

　　二、该书第196页中提到“1941年6月，中共华中局拨给中共浙江省委五万元活动经费，是先汇到吕公望家，再由联络站转汇给浙江省委的。同年7月，中共中央任命刘英为中共华中局委员，后又任命刘英为华中局特派员，领导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工作，党的工作任命书，都是由吕公望住所分头传送出去的。”第197页中写到：“‘吕慎旃堂’曾经窝藏过‘七君子’之首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接待过红军挺进师的老一辈革命家粟裕将军，接待安排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干部和新四军的失散人员……”如此等等。看起来，吕公望在中共历史上，接待帮助过这么多重要人物，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与共产党具有共识，为党为人民做了一系列有重大意义的事”了。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介绍几个吕公望后来举荐的人及所做的一些事来进一步论证一下：（1）推荐姚永安回永康当县长。姚永安，1948年63岁，历任国民党炮兵团团长，军政部少将专员，杭州伤兵休养院少将院长兼总队长。姚永安在北伐战争中和抗日战争中立有战功，应予以肯定。然而他在政治立场上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1948年8月-1949年1月任永康民国最后第二任县长期间，发动了对中共永康地下党武装的清剿，中共永康地下党的两位重要领导人李立倚（中共永康东北工委组织委员，曾任工委书记），李文华（东北工委军事委员、浙东解放军六支队七大队大队长）均牺牲于他所领导的清剿活动，在他任职期间，中共永康地下党组织遭受了重大损失。而姚永安到永康任县长，正是吕公望极力推荐的。请看原国民党“国大”代表应征解放后的回忆介绍：“1948年7月，我在杭州。有一天吕公望到我家来，说永康县长李鸿斋要调任，民政厅要他保荐永康人来接李鸿斋的手。他叫永康旅杭同乡会全体理监事商议，最后，我们即在吕公望家中开会，吕公望极力推荐姚永安。最后由吕公望领名，我同全体理监事副署，保荐到民国浙江省政府发表姚永安到永康当县长。听说姚永安在永康难免有反革命反人民的事做出来，所以我们所保非人，亦有罪恶”（见《应征自述》，永康市政协文史资料第19辑）。（2）为徐义康荐请“上尉”军衔。徐义康，国民党永康自卫队常备中队中队长。1948年6月6日在永康俞溪头被浙东解放军六支队伏击打死，中共永康党史第一卷对此有专门记载。现俞溪头战役主战场所在地建有纪念馆。而同样据应征介绍，徐义康与吕公望是好朋友。“1947年夏我在杭州时，某日吕公望陪徐义康来我家，吕说因要去参议会开会，要我陪徐义康去见保安处长竺鸿涛，帮忙解决徐义康任自卫队中队长必须有的上尉资格问题，并向保安处请价发机枪四支，子弹若干。我照办了。过三天后，吕公望告诉我，轻机枪已价发三支，子弹600发。但徐义康无款带来，保安处由他作保等语。”（引文上同）。（3）申请衢州绥靖公署、省保安司令部派兵到永剿共。俞溪头战役中共六支队打死徐义康后，国民党县政府十分震惊，向省政府和吕公望等反映。据曾任国民党永康县参议长徐达夫在解放后的“自白书”中交待（徐达夫已在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镇压）：“徐义康毙命后，吕公望、应征二人，以旅杭同乡会名义来电责难县长李鸿斋‘纵匪殃民，贻害地方’，同时电衢州绥靖公署、省保安司令部，火速派兵到永康剿共，再电吕公望之长子吕师扬向汤恩伯请兵（吕师扬时任衢州绥靖公署少将参议）。农历6月20日左右，汤恩伯派出102旅12团到永康二个营，其中一个营在武义未出发。另一个营于大约7月2日经黄棠、俞溪头、石柱，一路枪杀百姓及所谓可疑之人数十人，后在木坦、大路任、新楼一带宿营时，又搜索乡村，继续搜捕群众，包括小学教师、保长、保代表、退役军官等。”“这次国民党正规部队来永‘清剿’，共杀害平民百姓53人，其中经过核实有名有姓有籍贯的就有42人，其中农民26人、手工业者9人、教师1人、商人1人，还有5人是在乡村的国民党军警人员”。（见永康市党史办“中共永康党史”第一卷第202页）。对以上三件事中吕公望应负什么责任，我不想妄加评论，但《吕公望传》一书中，把吕公望后期描述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却是不完整，不确切的。吕公望的光辉一页主要是在辛亥革命，他在解放前的作为也是复杂的矛盾的。从他的一生经历看，符合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正如原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将军，他在东北时打共产党也是很坚决的，曾经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造成过重大的伤亡，但他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进步了，在长沙发动起义，加入了人民解放军，建国后成为解放军的重要将领之一，这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报刊上现正在陆续发表许多有关这两件重大事件中当事人后代及媒体记者的采访回忆文章。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历史，宣传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一现象令人欢喜。但怎样宣传历史，介绍历史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萧克上将认为：“研究历史，要不论上，不唯亲，不畏权势，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他引用了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也就是说：“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萧克老将军的这一观点，笔者在此愿与所有历史工作者和目前正在写回忆文章的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