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德伟

　　经济学家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作为著名法学家、绝代女报人邓季惺的儿子，他完完全全地继承了父母一辈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他对如何建立“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的关注和特立独行，使他享有“吴市场”和“吴法治”的称号。有史以来中国人为民请命敢于直言的并不少见，吴敬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保持独立的思想，又面对中国的现实，用北京某报一位记者的说法，是“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却站在百姓的中间”。

　　吴敬琏与浙江

　　1998年6月30日至7月8日，为了解金融危机对中国民营经济、特别是沿海城市的民营经济的影响，吴敬琏专门到了浙江的绍兴、台州、温州和义乌等地，回来后专门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份调研报告：“我对这些地方经济活力虽然闻名已久，但亲自了解它们的实际表现以后，仍然对其所取得的业绩感到惊讶。这些地方成千上万中小企业的生产发展、产品质量提高速度以及它们的国际营销能力使我深受鼓舞。” “它们所蕴涵的巨大的和有待开发的潜力显然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走向新的高涨所应当依靠的力量。”吴敬琏希望政府在融资、税费负担、市场秩序、流通渠道、公正执法等领域帮助企业切实解决问题。

　　7月23日，国务院研究室《决策参考》第387期全文刊登了吴敬琏的报告，并根据朱镕基的亲自修订，将吴给朱的信改写成编者按。这期《决策参考》传到浙江，省里的领导非常振奋，因为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因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而被某些人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这顶帽子可以摘掉了。

　　2004年，就是否应当片面追求“重型化”战略，引发了吴敬琏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经济增长方式”的担忧。2004年4月份和5月份，吴敬琏又南下浙江调研，他跑了浙江的9个县市（4月10日至11日到永康）。这一次，他听到了当地官员和企业主发出的叹息：而今的浙江，“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过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他与他们分析，浙江的问题出在产品档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以及市场业态过于低级等原因，应当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下大功夫。然而，这次他的观点却似乎不为浙江的同志所认可。

　　吴敬琏回到北京。他大量查阅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全面了解各国工业化的过程，将中国工业化实践中的问题放在大背景下加以分析。在2004年7月的全国政协常委会和2005年3月的政协全体会议上分别作了《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和《“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的发言，受到了政协委员和经济界的热烈欢迎。然而在经济学界，吴敬琏的遭遇可以说是形单影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都站出来反对他。吴敬琏宣传增长模式转型观点，像是一个忧患的传道士在不停地“布道”，然而尽管他说得唇焦舌敝，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还是把快速实现当地GDP和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法宝押在了产值大、利税高的“重型化”上。这一场争论最终以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和全国人大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肯定吴敬琏的主张而尘埃落定，此是后话。

　　永康的“吴氏思考”

　　2004年4月10日，吴敬琏一行6人来到永康。上午，吴老在会议中心8306会议室召开了民营经济工作座谈会，下午，在永康市领导的陪同下走访了中国科技五金城、五金科技工业园和星月集团。笔者全程参加。

　　在永康，吴敬琏没有听到悲观的叹息，相反，强烈地感受到了永康人那种几近自傲的自豪（这种永康人的自傲随处可见，一次在金华市人代会期间，金华市几套班子领导和永康代表团坐同一辆大巴参观金华市区的建设项目和发展变化，一些代表看了之后回到大巴上放言：“金华有什么了不起，比起永康差远了！”说得我这个代表团召集人尴尬无比，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可能因为此，这位忧患的“传道士”在上午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给与会人员泼了一点冷水：“全球经济一体化后，仅仅靠吃苦耐劳、敢冒风险的精神是不够的，还要有敢为人先、敢于创新的魄力。浙江原有的体制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永康的民营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拐点’时期，面对新形势新困难新挑战，要加快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步伐，把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把国内市场竞争优势提升为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培育优势产业。”吴老特别强调，“不提高效率的高增长往往是短命的。政府要加强企业行为的引导，企业要转变经营观念和投资方式，要处理好政府、企业、社群组织三者关系，政府是管规则的。”

　　我没有在座谈会上发言，主要是想将更多的时间留给下面的同志发表意见。为了便于母校的老前辈更具体了解永康情况，下午，我将自己写的两篇文章《永康“保温杯现象”的经济学思考》、《永康浪潮经济初探》各复印了一份送吴老参考。后来《永康日报》报道中有吴老有关“浪潮经济”和“浪潮产品”的话，当年我的笔记本上没有记录，应是在他看了文章之后，下午走访和晚餐时与永康同志交谈所说。

　　吴老在永康停留时间不长，不可能针对永康经济的方方面面更多地发表直言不讳的讲话。最近翻阅他的一些著述，这位忧患老人似乎对永康早有其独特的“吴氏思考”：

　　关于民营经济。“在提高产品质量、实现技术升级、增加出口以及扩大生产和销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企业内部看，主要是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组织形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现在市场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并未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转而在‘特’字上做文章，发展自己的专有技术，为自己创造市场，而是沿着原来的战略，以降价作为唯一的竞争手段，于是形成一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格局。”（“对经济形势的估量和对策建议”，《吴敬琏自选集》第310-311页）

　　关于股市和房市。“大量地放票子一定会形成‘空前繁荣’，然后接着就是资产（房地产、股票）泡沫和通货膨胀生成。如果体制性矛盾无一得到解决，新的、更大的危机将会如影随形，如期而至。”（2007年8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股市合规性监管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通过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但是中国却长期采取了另外一种监管思路，即行政性审批的监管路线。”（《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207页） “我们采取一种方针让我们的企业活得好好的，不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不会改进技术、提高竞争能力，比如他就会到房地产市场上做投机生意，那就会引起泡沫。”（2010年3月20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学术峰会上的演讲）

　　关于官商互动。“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

　　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形成了从事寻租活动的‘新动力’。”（《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75页） “有一些民营企业家不是依靠开辟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努力创新，而是试图通过结交政府官员来寻求特殊的‘照顾’和获得额外的资源。”（《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82页）“可能会发展成‘裙带资本主义’、‘亲朋好友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要避免其恶性发展，从经济的角度讲，就是要发展独立的民间经济和民间力量；从政治方面讲，就是要确立游戏规则，实行法治。”（与经济学家汪丁丁“关于中国改革前途的对话”，见《财经》杂志1998年第11期）

　　关于“圈地运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村土地事实上由干部控制，不管农地的征用、占用，还是承包土地的内部调整，以及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转让承包经营权，实际上都由干部决定。”“既然农民并没有获得承包地的永久使用权，更没有所有权，他们对保护耕地和对土地长期投资缺乏热情。”“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农村土地被大量征用和占用，这些土地的‘农转非’，许多都是政府利用农村干部有权支配土地而以极低的价格获得的，用以支持庞大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第105页）

　　关于贫富差距。吴敬琏认为，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要改变这一状况，首先应当限制政府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和打破某些企业的行政垄断，以减少寻租的可能。 “在我国‘放开搞活中小型企业’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对掌权的人们‘半买半送’，而一般职工却被‘扫地出门’这类背离社会公正的情况。”（“正本清源，分清是非”，《吴敬琏自选集》第568页）“当我们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时候，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十年纷纭话股市》前言，2001年3月）

　　关于公正执法。吴敬琏认为，“权力过度干预经济是腐败之源。”中国目前的腐败现象表面形式五光十色，但从经济的源头来看，主要是三个：利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活动，进行权钱交易；利用转轨时期财产关系调整和变化的时机，将公共财产掠为己有；利用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规范牟取暴利。他指出，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加强审批是抑制腐败的有力手段，其实事实恰恰相反，增加一道审批就增加了一项新的寻租可能性。（参见朱敏著《吴敬琏风雨八十年》第224、225页）

　　关于“当官热”。“由于政府的这种干预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它就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凭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力量分析”，《吴敬琏自选集》第545页）“寻租活动普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太宽，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又太大。”（“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吴敬琏自选集》第586页）“如果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重技术而不讲操守，不讲道德，以粗鲁为荣，以升官发财为务，那么整个社会将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而正常的社会生活将无法维系。”（“怀念张伯苓校长”，《吴敬琏自选集》第618页）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2008年南方报业集团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时颁奖者给吴敬琏的一句致辞：“媚官媚商之浊世，幸存此人；忧国忧民之清流，端看吴老”。 （此文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