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于立志

　　重在践行

　　程文德，弘治十年（1497）出生于永康独松的一个官宦之家。父程    ，号十峰，弘治十二年进士，初官南京大理右评事，后升四川按察副使。程文德从小就受到良好而严格的家庭教育，稍长受业胡琏、林文俊等名公。十四岁因父赴川而回永康，先后拜朱方、李沧为师。朱为学尤重实践，李为人寒苦清修，两人对他的学行影响颇大。十五岁入县学为秀才，大圣人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描述他的人生轨迹，“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他“圣人之路”的起点，这对程文德颇有触动。天地悠悠，物序流转，随着年岁的增长、学养的丰富，如何为人处世，安身立命，时时萦回脑际。十八岁那年的夏天，他前往兰溪登章枫山先生之门受学。枫山先生明示：“后生须立得脚跟定，方好做人，贤辈正在此时立脚。”一针见血，恩师以最明白的语言，把“立脚”和“做人”的道理说得清清楚楚，并指示他正是立脚的时候，使他怦然震动，慨然志为圣贤。立脚者，立志也。志之立，并非一蹴能就，他还是经历了废立不定，反反复复的过程。直至二十五岁，终于幡然深刻反思自己立志不坚，因而，“至今碌碌无为，还是糊涂人一个。”自问，再这样下去，人生能有几何，生命意义何在？同时，他还剖析千百年来立志不真的通病，“凡孔孟之后，学不至圣人者，皆其心之未真耳。”“大抵真志不立，圣学无成。”体悟到立志贵真。“志者，吾之主宰命脉也”，志既立，就须“死生以之，而不可夺者也，可夺非志也。”正德十六年（1521）十一月十日，程文德痛立十条惩戒警醒之语，名《益剂砭剂》（程文德初号“益斋”，砭剂，治病的针药）并焚香拜誓于五峰石洞。当时的读书人，各立其志。有志于富贵，有志于功名，有志于道德。对此，程文德认为，志于富贵，不可以说立志，孔子所说的鄙夫是也。鄙夫，鄙陋之人，同“小人”差不多。志于功名，可以说立志，但并不完美，可以称之为豪杰之士。志于道德，即是追求人生最高的理想境界，圣贤是也。人生百态，“吾见天下之人，不走正路而赶时势的，掩饰真情而沽名钓誉的，聚敛钱财而自肥的，胡作非为而逞能的，违法扰民而不怕怨恨的”，不一而足。经过长时间的比照和思考，他在《复王龙溪书》中说：“弟常思，做人自圣人外，真无立脚处。”他鄙视志于富贵，也不屑于功名，曾说：“大抵功名二字，只宜以戏视之……又何必屑屑（忙碌不定）也？”他摆脱富贵功名的束缚，理性地以更博大的胸怀、更崇高的目标，选择志于道德为圣贤，追求内心的充实和道德的完美，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大价值。二十八岁时，“闻阳明先生教人以学为圣贤，于是往受业”，印证“致良知”之说。程文德认为“人心一也”，公私善恶都源于心。发于公则善，最终为圣贤；发于私则恶，最终为盗跖。公私之间毫发而已，有时只是一念之间，是可以选择的。行由心出，公私是善恶的分水岭，为圣贤就须特别注重内心“一念之间”的道德修养，抑私去恶，从善为公，做一个内心完美的善良人，这是为圣贤的前提。但圣贤不仅是好人，还要是伟大和高尚的人，胸怀天下，奋发有为，用程文德的话说，“明德亲民，止至善。”就是说，要不断完善自我道德修养，亲民爱百姓，达到最高境界，尽善尽美。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但圣贤并非天生而成，而是痛苦磨炼而就。“割欲须忍痛”，“千古共圣贤”，一个胸怀天下有作为的人，就要自觉惩戒、抑制、割舍种种私欲，即使处在饥饿、疲乏、穷困和失败中也充满信心，总是借机加强身心的锻炼，培养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应付事变的非常能力。面对艰难困苦，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程文德认为，君子也有忧愁，“与小人不同，小人之忧，一身也；君子之忧，天下国家也。”小人一己之忧，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志于道德为圣贤，经过不断地修业养德，学深养厚，外不为利动，内不为私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充盈着一股浩然之气，奠定了清正为官的坚实基础，以此入官，任何安危得失都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和志向。

　　重在践行

　　程文德常言：“希会者时也，难贞者志也。”就是说，难得遇到的是机会，难以坚定不移的是志向。机会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嘉靖八年（1529）春，他高中会试第十名，廷试第二名，在廷试卷中，他畅论治国安民方略，期望自己成为殷商名臣伊尹、傅说（悦）。即位不久似乎想有所作为的嘉靖御批“探本之论”，授官翰林院编修，为文学侍从之臣。嘉靖还特例，加封程文德已于正德朝辞官的父亲程   为“中宪大夫”（正四品），母赵氏为恭人。皇帝宴请近臣于“无逸殿”，程文德被钦定参加，可谓春风得意，风光无限。但他没有忘乎所以，迷失自我，始终直行守道，从不张扬骄纵。他为人不奸，为官不滑，出仕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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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石周

　　晚节益坚

　　年，不变初志。嘉靖八年冬，北方久旱无雪，皇帝对天祈祷，不久天降大雪，一时间词臣都有赞述，程文德也进《灵雪颂》称贺。在一片颂美声中，唯独他奉行古圣先贤遗范，歌颂不忘劝戒。在《进灵雪颂疏》中，他仿效宋朝大臣李沆，希望嘉靖在颂美声中保持对水旱灾异的警戒防范，“愿皇上自今伊始，恒存是心”。第二年，他又在进《灵鹊诗疏》中进一步劝嘉靖“愿益敬慎于将来”。他还在《无逸殿讲章》中指出“民者国之本，财者民之心”，“过取于民，未有不伤民心者。民心伤，则国本危矣。”劝戒嘉靖效法周文王，不要沉迷安逸享乐，不要多取于民。”。胸无大志的嘉靖，渐渐对程文德的忠言觉得逆耳，进而认为暗欺，怀记在心。嘉靖十一年（1532）发生了一场令程文德意外又终生难忘的惨祸。当时程文德与罗洪先（状元）、杨名（探花）、唐顺之四人意气相投，激昂青云，锐意朝政。杨名上疏弹劾吏部尚书汪    和真人邵元节等五人不法，实际矛头指向嘉靖用人不公、信奉道教。嘉靖大怒，露出凶残的面目，当廷把杨名打得死去活来，还追查主使者。看到杨名的惨状，程文德毅然承认自己是主使，被残酷拷打没有一句话。结果，杨名遣送瞿塘卫，终身不再任用，而程文德被降职到边远的广东信宜任典史（知县下掌缉捕、监狱的属官）。他《答杨实卿（杨名，字实卿）诗》：“百年及第共承恩，四海交情真弟昆（兄），主使何人吾道是，尚祈张胆叩天阍（朝廷）。”表现了他为人的风节。他遭惨祸，由京朝官降为边远小吏，不怨天尤人，不坠青云之志。一到岭南，他就兴学重教，系统总结和传授他以立志为主的教育理念，时有山斗之誉，为岭南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信谊三年，“不落空虚”，“颇受益”，“患难厄穷，无非增益不能”，经受了实际的磨难，使他更见成熟、淡定和从容。嘉靖十四年，升江西安福知县，他行乡约，均里役，推强节用，下士爱民，兴建书院，政绩卓然。次年九月升南京兵部职方司主事，进而由南京到京师（北京），由兵部而礼部，提学副使、国子监祭酒，至嘉靖三十一年（1552）改吏部左侍郎，加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第二年考满，进阶通议大夫（正三品）。其间，在嘉靖二十年（1541）调京师补兵部车驾司郎中时，鞑靼猖獗，程文德条陈《御边四事》《灭虏六事》《车战事宜疏》，慷慨激昂，上多采纳。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在礼部右侍郎任上，鞑靼骑兵迫近京城，他奉命守宣武门，百姓扶老携幼想入门避难，各守门者都没有接纳，唯独程文德深深同情他们，采取安全之策，放他们入门而保全几万人性命。嘉靖三十二年（1553）京师、南京、河南、山东严重饥荒，程文德急民于水火，上疏请求采取方便有效的措施，皇帝采纳他的意见，四省灾民活命的无数。嘉靖三十二年（1553）任吏部左侍郎，考察京朝官秉公持衡，门无私谒；知贡举，教庶吉士，为国储才。“圣人之心，未尝一日忘天下也”，他为官真心为国为民，无时无刻不以社稷苍生为念。这十几年来，程文德为官似乎风顺，但家难频仍，连罹惨祸，遭遇了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先是父亡，不久两子二十二岁英年连丧，长媳死节殉夫，后又母逝，为父迁葬及举发诸丧，耗尽心力，潘淑人因郁郁不堪忍受而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月逝于京师。六月灵柩运回，他沉浸在痛苦之中，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压垮他。不料，七月突然接到入值西苑的命令，时过二十多年，程文德再次来到嘉靖身边。伴君如伴虎，不想以后发生的两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晚年的命运，但也更集中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生命的光辉，实现了他为圣贤的理想和人生价值。

　　晚节益坚

　　在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中，皇帝至高无上，主宰社稷江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十八年起就沉湎修道不上朝，二十年即移居西苑万寿宫，此后二十多年，再不入大内（皇宫），专事修道炼丹，以求长生。程文德奉命入值西苑，供奉嘉靖撰玄文以供祈祷。所谓玄文，又叫“青词”、“绿章”，是道教设坛祭祷时献给“天神”的奏章和祝文。嘉靖自己不临朝，竟不察忠奸，荒唐地仅凭青词的工巧提拔任用官吏。一时间，投机钻营之徒，奸诈奔兢之辈，挖空心思，争以奇言巧语，以求得宠。大奸臣严嵩靠供奉嘉靖修道甚得宠信，专权二十年。那时，北有鞑靼不断入侵，东南沿海倭寇为害惨烈，南有苗民等少数民族作乱，明王朝危机四伏，内外交困，民生凋敝，民谚“嘉靖，嘉靖（嘉，谐“家”；靖，谐“净”），家家皆净。”正是当时写照。而嘉靖仍然执迷不悟，听不得半句逆耳之言，朝臣中敢于直言的，动即招来酷刑和杀身之祸，荒唐透顶，残暴至极。程文德对此痛心疾首，很不以为然。朝廷如此，家中妻子停柩未葬，想就近调任南京，所以奉命入值，于国于家，都非他所心乐。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他沉稳冷静，不形于色，但为官不变其所守，词作仍不改当初。这时先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礼部尚书缺，依次当推程文德。而他认为礼部尚书是侍奉嘉靖修道的专职，本来就不想干，又因严嵩之子严世蕃索贿，所以极力推辞。严嵩向嘉靖打小报告，说程文德不乐意供奉修道，嘉靖很不高兴。二是南京吏部尚书缺，朝议推举程文德。不想第二天内阁突然接到嘉靖御札：“岁例大祈（祭），似无不可，但文撰之臣有暗欺者，程文德之作可见。昨推南冢宰未可也。或彼欲脱不经之奉，可调南工左侍。”圣旨下来，群臣愕然，而程文德意气自若。其实，冢宰之位他未心动，摆脱对荒唐皇帝的侍奉，则正是他的心愿。在动身去南京前，他具疏向皇帝辞行，“臣受深恩，无以为报，今当远离，唯愿九重（皇帝）长享清静和平之福，以慰天下臣民仰戴之心。”不料对程文德成见很深、疑心很重的嘉靖，说程文德之疏仍暗含讥刺，下旨“着革职为民”。在连遭变故之后，现在又突然丢官，饱受磨难的程文德波澜不惊，不忧反乐。这时，他的心情有如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漫卷诗书喜欲狂”那样兴奋，还在南归的船上书“白日放歌”、“青春作伴”的联对。飞鸟出笼，心情放飞，根本不为什么功名利禄、荣辱得失所左右。他官清如水，丢官失禄，回家已囊空如洗，生活陷于困顿。对于生活的苦乐，他自有他的理解和态度。他官居高位，生活却一直像贫寒困苦之人，自奉之俭，自律之严，几近苛刻。他的家产，一直守十峰公所给，仅仅能自给，还要救济别人。嘉靖三十年（1551）秋，永康大旱，当年冬饥荒十分严重。他拿出数年所积救济，很多人得以活命。程氏宗族为了扩建祠堂，他在《寄宗族书》中说，分禄建祠，照理应他独力承担，“但官中俸薄口众”“以家租代禄，早完此工。”妻子潘粹贵为淑人，“衣饰鲜矣。”“随宦无长物矣。”他回家后，身着布袍，粗菜淡饭，每餐不超过两个菜。闭门谢客，只以讲学、著述、叙旧、教孙为乐。人都笑他，大官如此“倒灶”，而他却以实现他之所好而觉得内心充实而快乐，富有而满足。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生活所累，才能保持心境的恬淡和安乐。他六十三岁去世时，贫无所遗，孙子光裕等只得卖产置办棺木衣衾，却又无钱买地下葬。时过五年，总督胡梅林行文府县：程文德“一代名儒，功业文章，海内师表，夫何殁后家贫，丧久未举，相应处助，以资殡葬。”最终金华府拨助百金，方得入土为安。“官到贫时方为清”，而他死后葬身无钱，最后不得不靠救助解决。

　　程文德一生忠心为国，勤政为民，寒苦清修，无愧清正名臣；刚毅执直，淳朴端方，品格高尚，更是谦谦君子；学术醇正，学养深厚，育人抡材，俨然一代宗师。他迭遭惨祸，道路坎坷，但咬定目标不放松，立稳脚跟不转向，毕生不懈追求为圣贤的理想，高自标致于嘉靖王朝，有古贤臣风范。他始终正道直行，行事严守准则，即使对皇帝也敢于坚持；严于操守，出污泥而不染，乐道安贫，俭以养志。历经几十年的风雨，晚年更是定力如磐，表现了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面对高位心不动，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贫穷困苦而不改其乐，充溢着一股凛然正气，有一种在理性制约下的自信和镇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古清浊如泾渭，忠奸同冰炭，最终人民会抉择，历史会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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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抵功名二字，只宜以戏视之……又何必屑屑（忙碌不定）也？”程文德摆脱了富贵功名的束缚，理性地以博大的胸怀，崇高的目标，选择志于道德为圣贤，追求内心的充实和道德的完美，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和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