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孩童时懵懂的记忆里，最疼我的是父亲，因为母亲总是忙着呵护两个弟弟，加上她操持太多的家务农活总没我期望中的柔声细语。

　　儿时的我极为依赖父亲，总要依偎着他才会安心地进入梦乡。我四五岁时，父亲背着我去外公和姨妈家拜年的情景我还都记得，很奇怪，我的记忆真的从四岁就开始了。那年春节，我的大家族集中去城里拍全家福。记得去的时候我还很开心，因为一直牵着父亲的大手掌。可到照相馆面前的空地上，爷爷奶奶和大伙都已坐好了，母亲却把襁褓中的大弟弟（头年的11月生，虚岁两岁，其实只有两个月左右）交到父亲手里，父亲抱着大弟弟站在最后一排跟叔叔姑父们一块。我生气地哭了，偷偷溜出队伍不肯拍了，粗心的母亲还不明白我的情绪，以为我怯场了扫了大伙的兴，还嘀咕着说我，后来把我拉过去，强行将我按在她的膝盖上。“咔嚓”快门一闪，那个扎着羊角小辫，穿着碎花罩衣的小女孩撅着嘴被定格了。嘻嘻，手上还拖着那块长长擦泪的格子手帕呢。 

　　长到七八岁，我经常在晚上惊夜，发着烧说糊话。深更半夜，父亲拖着疲倦的身子背着我去十里远的乡卫生院打退烧针，那是常有的事。月夜下，父亲气喘吁吁地赶路，我趴在他背上有说不完的糊话，总是说有一大帮坏蛋追赶着我呢，走在水库边，又会说那一伙坏人已坐进小船驶在前头了……想想，在那样的深夜，毛骨悚然不说，父亲又会是多么心焦和茫然。前几年说起这事，父亲还叹道：“那时，真担心这女儿养不大了，怕被那些鬼神精怪给掳走了呢！” 

　　后来上了学，我的体质也渐渐好了些。父亲发现我酷爱读书，成绩也还可以，他很是欣慰。没想到，四年级的“六一”那天，我又晕倒在大礼堂里。后来父亲带我上市里的医院，医生要求我住院一阵子，说我的血液和心脏有些问题。那时，生活是那么的拮据，我又担心自己的课程落下，我坚持不肯住院，可没办法，医生对着母亲发火了，我只好住了儿科。那十来天的时间里，我一个人呆在医院里，除了躺在床上打完一整天的点滴，回答医生来询问喝水、大小便的次数外，我就捧着书本呆呆地站在窗前，盼着天黑，父亲的身影出现在底下的大门口，他大声地喊我，吩咐我把病卡扔下去，把门的才会放他上楼来陪我。记得第十天的下午，父亲来看我，我就一个劲地说我好了要出院了，可父亲去问医生，医生还是不同意。我就跟父亲商量，父亲也就依了我，没经医生同意就偷偷带我溜出回家了，他打算过几天后再回去把账结掉。没想到，三天之后父亲到医院才知道，因为我们事先没把床头的病卡抽掉，药就一直都配着，账因此也一直累积上去，可心疼了母亲，父亲被母亲好一顿数落 …… 

　　打开记忆的闸门，父亲总是最清晰的一个，还记得我出院回去上学的那一阵子，父亲每天早上都骑自行车送我上学……也还记得盛夏里，强壮的父亲挥汗如雨在田里打稻子的场景……尽管我的父亲从来不会跟我讲大道理，也不会在我的人生“十字路口”找我谈心、为我解惑，但我一样能懂他那深沉的父爱，为儿女辛苦劳作的默默情怀。他虽认不得名字之外的几个汉字，但一样会把自己几个儿女的名字和生日写在红纸上贴在衣柜门板的内壁里。